橋頭紐扣市場是如何興起的

原全國人大代表、橋頭紐扣市場 個體協會會長王碎奶口述

　　自己干

　　 貨進貨出一段時間后，覺得跑供銷也不是長久之計。由于我們經常去各個廠里買紐扣，看到紐扣生產線，就打聽怎么生產紐扣，哪里可以買到設備？材料有哪些成分，什么地方可以供應材料？摸索了一段時間全都清楚了，覺得不是什么困難的事情，我們就自己干了。

　　 １９８３年左右，橋頭鎮上一些人家開始生產紐扣。剛開始土了吧唧的，一顆紐扣生產要做好幾道工序下料、刮面、“挖屁股”、拋光，加上中山裝的四個洞也是一道工序。工序比較多，速度比較慢，一天最多做２萬顆左右。但就是這樣慢也比跑供銷的成本節省不少，利潤高出許多。家里沒有生產紐扣的，就到隔壁有生產紐扣的人家拿貨銷售。那時候，橋頭每家每戶都要跟紐扣打交道，也靠著小小的紐扣養活了整個橋頭鎮。

　　 １９８３年時，那座橋邊擺開一千多個攤位，太擠了屁股也轉不過來。后來大家商量了下，把鎮上的小學遷移出來，原地蓋一個市場。樓上樓下各一千多個攤位，不包括門面７００多間。

　　 要知道私人的工廠跟公家的工廠完全不一樣。廠長是自己當，供銷員、會計都是家里人。一個合同訂下來，好幾個星期沒得休息，一家大大小小全部上陣，很辛苦。我們農民就是這樣，說勤勞也好，小農意識也好，和承包責任制一樣，這是為自己做事，為自己的生活出力。

　　 在我們剛開始做擺攤生意的時候，偷偷摸摸的。雖然１９７８年三中全會開過了，但是許多政策還沒有落實。那時候我們不太敢明目張膽，有時候站在柜臺后面，看到管理人員過來很難為情。那時候確實有些領導不允許我們這么做。后來政策落實到位了，鎮里工商所就把所有攤主登記管理起來，把每個人的營業執照辦起來。當時我們做生意的很多是農村婦女，沒什么文化，想不通稅收是為了什么。工商所又沒有幫忙賺錢，憑什么我們賺了錢要給你工商所交錢？于是我跟那些婦女說，以前種田一年到頭沒什么錢，現在擺個攤賺點錢多好啊。你們以前買什么東西都要跟老公要，就連買包衛生巾也要向老公要。現在有了經商舞臺，有什么地方需要花錢，自己口袋里掏出來就可以，現在老公反過來要向你要錢了，還不幸福啊！交點錢給政府應該的。

　　 所以工商所成立了一個紐扣市場個體協會，讓我擔任副會長。在工商所工作人員指導下，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我們個協把樓上樓下的攤戶分為４個大組，３２個小組。每個星期召集小組長要開好幾次會，集中起來學習。學習為什么納稅，普法教育等。通過學習告訴攤主們一個道理，在橋頭這個山溝能形成紐扣市場很不容易，其他地方比橋頭交通方便的有的是，所以我們這里一定要做到文明經商！那個時候個體協會的作用很大。

　　 在大家的齊心努力下，橋頭紐扣市場發展很迅速。大約１９８６年開始，橋頭企業紐扣設備自動化了，質量數量提高很快，很多人富起來了。一些人富起來后很害怕，害怕姓資姓社的問題，要知道以前連塊自留地都不讓種。但按我們農民想，這門生意養活一家人，給人們多提供一些工作、收入，也算是為人民服務。

　　富起來了

　　 到１９９３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后，算是給我們吃了顆定心丸。先富起來的人就敢投錢去買設備擴大生產了。一些廠里引進意大利產設備，一臺進口機器可以頂三四個工人，經濟發展就更快了。

　　 中國的農民很辛苦，真要靠種田發家致富是很難的。橋頭如果沒有小小的紐扣，肯定還是個窮地方。像我一樣的農村婦女，肯定還是天天圍著灶臺轉。現在橋頭做生意的婦女很多，不比男人差，甚至更優秀。富起來后，我們婦女們還積極投身慈善事業。我一直說，富起來靠國家政策，富了后就要回報社會。后來我當選縣人大代表、市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全國人大代表。我想，我不僅僅代表橋頭，還有三個“代表”：農民、婦女、個體戶。我一個農村婦女個體戶能當上人大代表，這是國家的關心和重視。個體戶人大代表，這個新名詞讓橋頭人有了抬起頭做生意的信心。

　　 三十年過去了，橋頭是邁出第一步的地區之一。事實證明，我們的道路是正確的，也是成功的。

　　 我們這些橋頭元老們也都退休了，下一代的橋頭人有新的路要走。現在橋頭有一半的人在義烏小商品市場做生意、辦企業。橋頭畢竟交通不方便，辦企業沒有太多土地。原來各地的客戶愿意跑過來，是因為這邊什么紐扣都有，品種很齊全，需要多少有多少。現在不同了，有形市場變成無形市場，在網絡上也可以做生意，一個電話過來就可以敲定。雖然這個市場現在冷冰冰的，其實生意還是可以的，不過都在網上交易了。

　　 橋頭人比較有開拓性，比較能吃苦。有錢賺，大家都很有積極性。不論接下來是不是繼續從事紐扣生意，只要有開拓創新的精神，橋頭就會穩健快速地發展下去。　　汪海寶 李丹陽 葉瑜采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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