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貿市場時代應終結

　“擴內需、保增長”是當前經濟的一大重點，農村經濟發展無疑是一個重要環節。在各類刺激農村經濟以及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中你可以發現，“以生產為中心”的觀念和思路仍沒有改變，幾乎所有政策的重點仍然放在鼓勵農民的所謂“創業激情”。

　　“例如補貼購買農業生產用的拖拉機、化肥等生產資料，而不是放在改革完善以流通為中心的農村市場經濟條件上來。” 廣東商學院流通經濟研究所所長、粵商研究中心主任提出應盡早把農村的市場經濟從“農貿市場時代”的初級階段提升到“專業批發市場與零售網點結合時代”。在最近的一次講座上，王先慶教授對這一點直言不諱。

　　農村流通滯后是最大瓶頸

　　一些企業朋友在春節期間忙“家電下鄉”和“汽車下鄉”。這兩大項都是國家擴大內需的重大舉措。

　　從2009年3月1日到12月31日，國家總共安排50億元對農民報廢三輪汽車和低速貨車換購輕型載貨車以及購買1.3升以下排量的微型客車，給予一次性財政補貼。目前農用三輪車價格在5000元到上萬元不等，微客價格2萬~3萬元，一般認為起碼應讓農民購車成本降低5%~10%。“家電下鄉”目前全國已經聲勢浩大，普遍補貼13%～15%。

　　這兩件事聯系起來，實際上都涉及農村流通問題。而農村的根本出路在于從市場經濟的完善角度真正搞活流通。遺憾的是，前者是各級政府部門在鼓勵農民重視生產的同時卻無力解決農產品流通問題帶來的遺憾，后者則僅僅是解決工業品滯銷問題的權宜之計。農村流通滯后已經成為制約農村經濟發展的最大瓶頸。

　　財政補貼沒補對地方

　　各級政府對“三農”的認識，大多仍然停留在三十年前，即長期的小農經濟條件下生產落后所導致的“短缺經濟型貧困”時代，認為農民的收入低的最終根源始終是“生產問題”，于是一方面千方百計地鼓勵農民“拼命”擴大生產，另一方面，每當農民“賣糧難”、“賣豬難”、“賣羊毛難””等一系列的“賣難”時，除了提高收購價、補貼收購等被動的財政政策外，大多不知所措。

　　年復一年，周而復始，基本上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2008年，國家共向農村補貼5000多億元，其中糧食收購補貼1028億元。巨額補貼無疑直接惠及“三農”，有補貼總比沒有補貼好，但如此多的補貼，為何不拿出一部分，構建連接城鄉的現代農村流通體系？這次面對國際金融危機，國家拿出了4萬億元投資，為何不從中拿出40億元或400億元用于農村流通體系建設？

　　在相當長時期內，中國的絕大多數農民仍然只能稱為“小農”，農村經濟還是“小農經濟”，然而，當“小農”遭遇“大市場、大流通”時，卻往往是“滄海中的一滴水”，受個人能力、經歷、財力等多種約束，其抗市場的風險能力渺小得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無能為力，因此，農民的生產行為，基本上都是被動的一種盲目行為，他們大多不知道他們今年生產的糧食、水果、藥材、茶葉，明年是否能賣出好價錢或能否賣出。他們基本上不知道自己的市場或消費者在哪里，國內外市場的需求量變化如何，未來的價格走勢怎樣，甚至有哪些可供選擇的流通渠道。

　　根據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這些國家雖然也存在“三農”問題，但他們除了糧食補貼這些通常的措施外，卻用國家財政和公共政策建設了強大的服務農產品流通以及分散農民市場風險的現代農村商品流通體系，包括農村市場、農產品收購、冷凍儲存、銷售推廣、經銷網絡、包裝運輸、拍賣、期貨等。只有這些措施，才是真正長期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所在，也才是農村市場經濟建設的靈魂所在。有些人以為，只要放開了農產品價格，引入了市場供求關系，農村就是搞市場經濟，那是一種極幼稚的認識。

　　正因為相當多人習慣于用計劃經濟條件下“重生產、輕流通”的思維方式解決“三農”問題，再加上在工業化浪潮的沖擊下，“GDP至上”等一系列體制帶來的決策誤區，使得各級地方政府在鼓勵和刺激農民搞生產方面有著無窮無盡的積極性，動不動就是“萬畝果園”、“萬畝茶林”等龐大的生產行動，他們關注的往往是生產面積、產量、產值，至于生產之后，這些產品的市場動態、渠道網絡、價格走向等，大多不感興趣，很少問津，更談不上研究和行動。于是乎，當市場處于上升周期時，農民短期的受益就成為政府部門津津樂道的政績，而當市場處于衰退甚至崩潰狀態時，市場風險和損失就只能由農民們自身承擔，“打掉牙往肚里吞”。

　　同樣，針對“汽車下鄉”、“家電下鄉”這些擴大農村消費市場的舉措，我一方面覺得十分必要，但另一方面又隱隱地擔憂，因為這些政策的主基調基本上是把農民當成強大的潛在購買力。其主要的策動者還是城市流通企業以及生產企業，帶有一種“促銷售”的臨時措施性質，較少基于長期的農村市場流通體系建設考慮。至于農業生產資料的補貼，還是基于農村生產的考慮，生產上去了，銷售怎么辦？仍然是未知數。到最后，投入多，收益少，根本問題可能還是沒有解決。

　　誰為農產品過剩埋單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農業生產問題基本得到解決，未來三十年的根本問題是如何解決農村市場和農產品流通問題。各級領導干部應該逐步學會從長期習慣的“抓農業生產”的決策思維轉向“以抓農村流通問題帶動農業生產”的新思維上來，真正從現代農村市場經濟建設的高度去關注農村現代流通體系的建設。

　　經過三十年來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應該說，農村的生產已經基本上不成問題，不僅中國的糧食生產問題已經基本解決，而且整個中國的農業生產難題也已經解決，整個困擾中國幾千年的農產品“供給不足”問題基本成為歷史，現在的主要矛盾應該轉向到農產品有效需求不足以及由于農產品質量、結構、價格、銷售導致的收益水平低下等流通問題。

　　中國的農民是勤勞的，因此，只要農產品市場流通問題不成問題，在現代信息時代，正常情況下，基本上不用擔心農民的生產難題，更不存在積極性問題，他們不懶也不笨，只要有市場，有好收成，他們就會努力地擴大生產。如果政府在這時能提供技術指導、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等一系列生產扶持，農民當然會更高興。尤其是，當出現大的自然災害，例如目前陜西、河南、安徽等省的旱災嚴重影響了小麥的生產時，政府的支持更是不可缺少。但無論如何，中國農產品的結構性或局部的過剩問題，絕對是改革開放三十年，才出現的新鮮事，是發展成長中的新問題，更是中國農村工業化、現代化中的特大問題。

　　最新的數據顯示，近期全國有近2000萬農民工返鄉創業，當這些創業遭遇市場瓶頸時，誰為他們埋單？中國未來三十年，最大的經濟問題不再是生產問題。流通問題應該成為中國相當長時期內最大的戰略決策。
王先慶
　　王先慶：
　　廣東商學院流通經濟研究所所長、粵商研究中心主任。
　　廣州市商貿流通現代化重點研究基地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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