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偉：浙江經濟，“奇跡”遇到麻煩？——審視“浙江模式”（之一）

浙江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經濟學院博導、CRPE首席教授

　　浙江經濟，一個區域經濟轉型發展奇跡

　　中國經濟過去三十年的超高速增長，可謂東亞奇跡。浙江經濟無疑是中國經濟的一個區域“奇跡”。關于浙江經濟奇跡，學界已有不少論說。但在我看來，作為一個轉型發展中的區域經濟，可以稱得上“奇跡”的，當首推三個方面：

　　一個是“增長奇跡”。

　　過去三十年浙江區域經濟增速，不僅遠高于全國水平，而且高于沿海絕大部分省域經濟。按照有關統計數據計算，從1978年到2007年30年，中國經濟年平均實際增速9.8%，江蘇經濟年均增速12.6%，浙江經濟年均增速13.2%，高出全國平均增速3.4個百分點，高出江蘇0.4個百分點。其結果是，世紀轉折前后浙江人均GDP躍入全國省域經濟第一，自那以來連年保持了全國省域經濟第一的位置。2008年全國人均名義GDP勉強邁過3千美金大關，浙江人均GDP率先突破6千美元。同年浙江農村農民“人均純收入”超過8千元人民幣，是全國平均水平的2倍多。要知道，浙江是個自然資源貧乏的省域，尤其缺乏能源、礦產等戰略性資源，外加早期國家投資少，改革開放最初20年外資很少光顧，平心而論，達到這樣的增速無疑是個奇跡！

　　另一個是“富民奇跡”。

　　浙江經濟發展中有個重要的現象，這便是“藏富于民”，而非中國歷史上和而今不少地區出現的“國（官）富民窮”現象。浙江經濟增長本身靠了源自民間的創新，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讓民間“老板”和百姓分享了增長的成果。最近一次經濟普查數據揭示，截止2005年，二、三產業形成的總資本所有權中，“個人資本”比重，全國平均為28%，江蘇為27.16%，廣東為27.7%， 福建為32.1%，浙江高達52.3%。這就是說，浙江二、三產業中的生產性資本，私人資本占了一半以上，而別的沿海發達省份僅占1/4到1/3，其余要么歸于“公有”，要么歸于外商。這也意味著，浙江省個人通過資本所有權參與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不僅遠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而且遠遠高于沿海幾個最發達省份。其“藏富于民”特征明顯。

　　第三個值得稱奇的，可能要屬省內小區域間經濟差距較小。

　　我們知道，目前全國也好，一個省域經濟內部也好，最突出的問題之一是經濟差距的拉大。浙江也概莫能外。但無論與全國大區域間經濟差距相比，還是與沿海最發達的幾個省內部小區域間差距相比，浙江內部小區域之間人均國民收入差距明顯要小許多。前不久我作了一個比較，比較了沿海三個最發達省域經濟，即廣東江蘇和浙江的省內小區域經濟差異，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三個省域經濟內部“地級市”的人均GDP差距，江蘇最大。那里最富的蘇州人均GDP是最窮的地區（宿遷）的9倍。廣東其次，最富的深圳人均GDP是最窮的地區（汕尾）的7.6倍。浙江最小，最富的杭州人均GDP僅為最窮地區（衢州）的3.3倍。30年間區域經濟既實現了超高速增長，又達到了小區域間較為平衡的增長，這一點不可謂不是奇跡。
　　上述三個方面合起來看，不能說區域經濟轉型發展沒有奇跡。我以為對于這些“奇跡”的形成，值得經濟界去研究，尤其值得決策層去研究，去關注。亞當•斯密說過：“在一個政治修明的社會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層人民的那種普遍富裕情況的，是各行各業的產量由于分工而大增。”浙江以往三十年經濟發展創造的一些“奇跡”，雖然還不能說“導致了最下層人民的普遍富裕“，但必須承認的是，比之中國大陸別的區域來，下層民眾富裕的“普遍程度”要明顯的多，至少可稱為“較普遍的脫貧致富”。導致這種較為普遍的脫貧致富，無疑應直接歸因于專業化分工的普遍發展。在制度政治層面上，是否可推出“修明”的結論，則有待進一步論證。

　　浙江經濟，“奇跡”遭遇麻煩？

　　然而自世界經濟陷入嚴重衰退以來，浙江“奇跡”的“可持續性”似乎遇到了麻煩。實際上，遠在金融風暴襲來之前，關于浙江經濟的壞消息就不絕于媒體。先是“民營企業倒閉潮”之說。2008年初，國內媒體風傳長三角企業“倒閉潮”，倒閉案例幾乎全部指向浙江。時而說寧波象山大批民企倒閉，時而傳嘉興羊毛衫市場經營戶紛紛倒閉。最后是說，溫臺地區大批民企歇業倒閉。如此等等。接著是民企融資難，大批民企陷入債務鏈條說。最后是民營企業“過冬說”，以及轉型升級預期不理想說。如此等等。

　　上述一個個“壞消息”，一再為地方政府主管部門所否認，外加央視等國內大媒體實地調查，認為多數屬于傳言。本人實地調研與分析也得出結論，確有企業倒閉，但倒閉浪潮之說言過其實。典型案例分析揭示，多數倒閉企業近兩三年以來實際上在并未集中做主業，而多半有些“不務正業”的影子，將大量資金抽去炒房、炒股，從過熱的經濟泡沫中撈取收益，而非專心主業。后來遇上宏觀調控，房價、股價齊降，最終歸于困局。這類企業，若套用巴菲特的名言，可稱作漲潮時的“裸泳者”！當退潮的時候，勢必陷入尷尬境地！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大半年以來，浙江經濟表現似乎遇到了真正的麻煩。最引人矚目的現象是，經濟增速由向來的全國前茅，掉到了全國后列，工業產值連續幾個月出現負增長。統計數據顯示，上半年大部分月份，浙江工業產值一直在下降。這與全國工業依然增長形成鮮明對照。其中1-2月份全國工業增加值增長3.8%，江蘇增長了8%，浙江下降了8.2%；1季度全國增長5.1%，江蘇增長10.6%，浙江下降5.6%。整個上半年，全國增長7%，江蘇12.3%，廣東4.4%，浙江僅為0.3%！呈典型的零增長。
　　經濟增速大幅度下滑后面的因素是增長動力失速。需求方面之“三駕馬車”的“發力”，大多弱于全國平均水平。其中固定資產投資增幅很低，上半年全國城市固定資產投資增長33.6%，東部沿海地區平均增長26.7%，江蘇增長25.2%，浙江只增長了13.1%，僅及全國平均增速的1/3強，不到東部增速的一半。消費增速低于沿海幾個經濟大省。上半年全國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15%，江蘇增長了17.2%，山東增長了17.9%，浙江只增長了15.9%。只是外貿降幅略低于全國水平。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加上提高了的退稅率，外貿企業利潤已降到很低的位置。

　　那么，浙江經濟增長動力減弱后面的因素又何在呢？雖然有多種原因，但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是，在中央政府大規模刺激經濟的財政“盤子”，即“四萬億刺激經濟計劃”中，浙江獲得的份額很小。四萬億實際上多半給了國企及國有機構，以民企和民營經濟為主的浙江，不大可能獲得多少資源的。

　　然而在我看來，這些都不是深層的問題，對浙江經濟奇跡可持續性構成威脅的真正障礙，顯然要復雜的多。要判斷浙江經濟目前和今后發展遇到的真正威脅，需要較全面地研究浙江經濟以往發展路徑，尤其是促成“浙江奇跡”的重要因素。而要研究浙江經濟以往發展路徑，就離不開對“浙江模式”及其形成機理分析。

　　研究浙江“奇跡”：四個重要視點

　　我以為，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沿海每一個省的經濟發展路徑都不一樣，都有各自的路徑模式，要審視中國任何一個省的發展路徑模式，須首先有一個好的視點，好的視點就是“轉型與發展”視點。

　　無論是全國經濟總體而言，還是就各個區域來看，轉型發展有多重內涵，但我以為其中四個內涵最為重要，也最值的予以關注：第一個是經濟制度的轉型或曰市場化 (marketization)，核心目標是實現資源配置由中央計劃主宰到市場力量主宰的轉型；第二個是社會經濟結構轉換或曰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核心宗旨在于實現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型；第三個是大眾生活方式的轉型或曰城市化（urbanization），核心宗旨是讓大多數農村居民擺脫落后封閉的農村生活方式，享受現代城市文明帶來的便利與舒適；第四個是經濟活動空間的轉型或曰開放化，核心目標在于將相對封閉的經濟轉化為開放經濟。在這四重轉型之外，雖然還可以列舉出其他種種轉型，但毫無疑問的是，這四重轉型最為基礎，所有其他社會轉型包括人們的觀念、文化生活乃至意識形態的轉型，都受上述四重轉型的左右。因此是判斷中國社會經濟轉型進程，預期轉型前景的基本線索。也是考察一個地區最近三十年轉型的幾個重要線索。四重轉型，總起來可稱為“多重轉型”（multi-fold transition）。

　　我以為，要對“浙江模式”以及“浙江奇跡”的形成作出合乎邏輯的解釋，預期下一步面臨的問題，可以上述四個視點作為基本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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