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一個市場大省的演進路徑

　　湖清門，地處義烏市中心繁華地帶，離美麗的繡湖不遠，在喧囂鬧市中，這里幾乎沒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因為上世紀80年代初，自發形成的商貿集市，使這個地方成為對義烏來說具有極其重要的里程碑意義。

　　湖清門小商品市場，于改革開放初期形成，義烏外出經商的人員從外地帶回了多種小商品，在義烏縣城湖清門街頭擺賣，形成了群眾自發性的小商品市場。湖清門市場后來被“追認”為中國小商品城的第一代市場。

　　從湖清門市場到國際商貿城，義烏幾代市場的演變，是浙江市場大省不斷壯大的最生動體現。

　　突破藩籬

　　浙江市場大省發端路徑幾乎都是從自發的馬路市場開始的。在很多義烏人的記憶中，湖清門幾乎是一個符號。義烏市場的今天都要追溯到當年湖清門市場的初始狀態。

　　義烏小商品市場最開始也是馬路市場，最早在縣前街，接著移到北門街，政府投資建設的第一代市場在湖清門，后來逐漸延伸到新馬路整條街。按照《義烏工商志》的記載，早在1978年之前，專業市場就已經在浙江出現。“義烏小商品市場最早起源于20世紀60年代末的廿三里。”

　　廿三里，如今已經更名為廿三里街道，是當年雞毛換糖的“發源地”。對義烏國際商貿城的來自世界各地的顧客來說，廿三里相當陌生，但廿三里人都驕傲地說，沒有廿三里的馬路市場，似乎也成就不了今天義烏的國際化市場。

　　幾乎是在同時，在溫州永嘉橋頭鎮，1979年前后就自發形成了路邊簡易竹棚市場。在蘇州彈棉花的溫州人葉克春、葉克林相繼偶爾在路邊垃圾堆里發現了一顆顆五顏六色的紐扣，覺得扔掉太可惜，便順手撿起來。兩兄弟順路走到一家紐扣廠廢品倉庫，買下幾袋扛回橋頭鎮老家開始試著擺起了地攤。誰知眾人哄搶，一傳十、十傳百，一年間便冒出了近百個紐扣地攤。這個自發在路邊形成的簡易竹棚市場便是中國第一個小商品批發市場——橋頭紐扣市場的雛形。

　　從此，浙江各地與農產品相結合的自發形成的批發市場開始大量涌現。

　　翻開那段歷史，大部分地方都曾遭遇過阻力，經歷過沖突與抉擇。大約在1974年春節前后，在上級命令禁止和取締政策與半合法狀態下的“雞毛換糖”需求市場之間的矛盾和沖突顯得有些緊張，但是也就是在這種緊張的對立中，義烏提籃叫賣、批零兼營的季節性市場已經悄然孕育。

　　按照當時的政策規定，這種集聚成市的交易現象已經屬于商業貿易的范疇，是不被允許的。當時的義烏縣政府也曾多次要求相關部門對這種自發形成的市場予以遏制。當時政府這么做的理由是，關于農民經商個體批量購銷不符合規定，工業品進入農貿市場違法政策。

　　但是老百姓的賬更為明白：擺攤出售小玩具和針頭線腦等小百貨以及家庭工副業撣帚毛刷之類的，一天的營業收入遠比走村串巷販賣合算。

　　既然合法，為何又不讓擺攤？

　　兩種想法的碰撞，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出現了一幕幕戲劇化的沖突。管理部門不斷地查、不斷地抓，可是抓了今天抓不了明天，管理人員從城南抓到城北，從城北返回城南時，又發現小攤販們的身影。最后，管理部門對特殊管理的商品進行查處，其他的小商品便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參與的人越來越多，各地的市場火爆程度超乎想像，但是問題也隨之而來，在當時的條件下，管理部門到底該怎么管？是嚴厲查處還是變堵為疏進行管理，一旦進行管理就等于正式承認市場“徹底合法”。

　　很多人把浙江在市場管理和產業促進方面的政策歸結為“無為而治”，實際上做出“無為”決策本身就是“有為”，對市場的松綁放行，看似“無為”，實際上恰恰是對市場發展最大的促進。
蓬勃發展

　　對浙江的市場發展而言，幸運的是，浙江各級政府“無為而治”下的松綁放行，更為幸運的是，時代終究開始認可：社會主義也不排斥商品經濟。

　　1979年春，國家工商局傳達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明確提出集市貿易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不能當作所謂“資本主義尾巴”去割掉。于是，浙江人的經商潛能幾乎在一夜之間全面迸發。

　　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義烏的貨擔郎、永嘉的彈棉郎、永康的五金匠、上虞的修傘匠等在外的商販紛紛聚商成市，利用原有銷售網絡，從行商變成了坐商。

　　到第二年，也就是1980年，浙江全省集貿市場總數超過千家，年成交額達12.19億元。遲至上世紀80年代中葉，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家庭加工業和鄉鎮工業的崛起，義烏、永康、諸暨、紹興、永嘉、臺州等地逐漸形成了很有特色的專業市場。

　　從工商部門提供的數據看，從1978年到1984年短短幾年間，浙江城鄉的集貿市場就從1051個增加到2241個，增幅超過200%；市場交易總額從8.6億元增加到26.93億元，增幅超過300%。

　　在沖破計劃經濟藩籬之后，上世紀80年代以來，專業市場在浙江所呈現出來的蓬勃發展的良好勢頭。

　　在集貿市場恢復初期，上市的商品主要是農民自產自銷的農產品和副食品，局限于農民自留地和家庭副業產品上。后來隨著政策的進一步放寬，城市的小商品也開始增多。

　　1983年國務院發布了《城鄉集市貿易管理辦法》，規定國有企業的產品，凡國家允許上市自銷部分以及國有農場、農工商聯合企業和集體企業的工業產品，國家不收購或在完成國家計劃后的多余部分，可以在農村和城市制定的市場出售。

　　同年，國務院還發布了相關規定，允許個人販運三類農副產品和完成統派購任務以后可以上市的農副產品。這一規定還允許販運農副產品可以不受行政區域和路途遠近的限制。隨后，長途販運十分活躍，據統計，當時浙江全省從事地區之間販運的有50萬人左右。

　　政策的逐步放開，對浙江市場而言無疑是一個又一個好消息。

　　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巡后，浙江專業市場發展進入了規模擴張最快的時期，迎來了市場建設的“第二個春天”。

　　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一個以集貿型消費品市場為基礎、生產資料和生產要素市場為骨干、專業批發市場為龍頭，多門類市場相結合、省內外市場相銜接，多種經濟成分、多條流通渠道、多種經營方式并存，放開經營，平等競爭，繁榮活躍的市場網絡已經在浙江全省形成。一大批具有浙江特色、規模較大、檔次較高、設施配套較全、輻射力較強的商品交易市場使得原本人均資源擁有量綜合指數居全國倒數第三的浙江，一躍成為“市場大省”。

　　從拾遺補缺到商品流通大通道，在“看市場，到浙江”的口號中，全國凡是有一定規模的商品市場，都能見到浙江人活躍的身影。

　　轉型升級

　　位于浙江紹興柯橋的中國輕紡城，是亞洲最大的紡織品交易中心，被譽為“亞洲第一布市”。今年以來，市場每月新增經營戶300戶；與2005年底相比，市場經營戶增加1.5倍，外商機構和有限公司各增加4倍，配套市場面積增加2倍，主體市場面積增加2倍，形成了“南北中西”四大市場區域，總投資達50億元；市場群總成交額超600億元。今年1至7月，市場群總成交額達326.5億元，同比增長10.1%。

　　在國際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柯橋何以突破重圍逆勢而上？紹興市委常委、縣委書記徐煥明認為，中國輕紡城主要依靠市場升級與產業升級聯動、市場拓展與城市發展聯動的“兩方聯動”戰略，助推紡織產業向現代集群發展。

　　今年9月9日，浙江中國輕紡城集團還與全國紡織網合作，提升電子商務水平。這一段時間來，專業市場發展電子商務幾乎成了熱門話題。

　　事實上，在浙江專業市場的圈子內，關于轉型升級始終是貫穿發展的主要話題之一。

　　浙江市場發展的路徑有不少是依托產業而生的，特別是獨具特色的浙江塊狀經濟，為專業市場的發展提供了最為基礎的產品便利。如果說浙江塊狀經濟是“無中生有”的話，專業市場便是為這些產業從有到優的轉變立下了汗馬功勞。

　　但是長期以來也形成了低價惡性競爭、高度同質化發展等弊端，在專業市場中，則體現為本土品牌的低價惡斗。特別是在國際金融危機的特殊時期，產業和市場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如果不謀求轉型升級，專業市場也難免出現衰落的跡象。

　　在創建市場的過程中，形成了“走遍千山萬水、說盡千言萬語、想盡千方百計、嘗遍千辛萬苦”的浙商精神，但在新形勢下，浙商和浙江市場更需要“千方百計提升品牌，千方百計保持市場，千方百計自主創新，千方百計改善管理”的“新四千精神”。

　　品牌市場目前已經成為浙江各個專業市場的目標，目前全省已有五星級市場兩家，多家市場在創建五星級、四星級市場，創星級市場更多地需要在管理方面上水平，品牌效益上層次。

　　“轉型升級是浙江市場發展的必由之路，浙江從市場大省向市場強省邁進過程中需要長期堅持創新提升。”浙江省市場協會負責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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