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義烏)商成市場研究所是義烏市商興成市場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下設的研究機構。研究所以“興旺專業市場,成就商業地產”為宗旨,專業致力于商品交易市場、專業批發市場的研究。擁有一批精通國內外市場狀況、經驗豐富的高素質專業人才,還邀請了商業地產界及學界知名的專家作為特約研究員或顧問。研究所發展目標是打造民營經濟研究院行業研究所品牌,并成為國內商業地產研究……
--新中國60年浙江集市與商品交易市場的發展
自然經濟、商品經濟、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制度變遷深刻地影響了浙江商品交易市場的演化、治理與升級,浙江集市與商品交易市場的發展歷程生動展示了市場規模與制度創新的共同演化機制
商品交易市場的快速發展為浙江贏取了"市場大省"的美譽。作為獨具中國特色的商品流通渠道,浙江集市與商品交易市場的歷史演化、轉型升級,生動展示了制度變遷與商品交易市場發展的復雜關系。制度變遷不僅從宏觀角度影響了浙江集市或商品交易市場的總體發展水平,而且建構了浙江集市與商品交易市場演化升級的動力機制。
一、傳統集市的歷史演化
浙江商品交易市場起源于傳統的集市。最早見于文獻記載的浙江集市,是秦漢時期紹興的"越大市"。魏晉、南北朝之后,浙江城鄉集市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東晉太寧元年(公元323年),永嘉郡內出現定期集市。六朝時期,臨浦等地也已成市。隋大業六年(公元610年),京杭大運河開通后,杭州形成"珍異所聚,商賈并輳"的集市貿易。宋代尤其是南宋以后,浙江的集市獲得了快速發展,許多集市升級為集鎮,城鎮內部則出現了交易繁榮的集市與商業街,城鄉市場漸成網絡。
農村集市是浙江傳統商品市場體系的基礎,是浙江各地農村農產品和手工業品向上流動進入高等級市場體系的起點,也是外界商品進入浙江農村消費的主要渠道。交通、區位條件較好,經濟更為發達的城鎮是浙江城鄉商品交流的橋梁。由于工商業集聚,城鎮內部往往存在多個集市。杭州、寧波、溫州、紹興、嘉興、湖州等州府城市作為各地的經濟政治中心、交通樞紐和商品集散地,往往擁有較為完備的商品集散功能。隨著城鄉集市規模的不斷擴大,城鄉集市出現專業化分工,形成各類基于產業、區位與集聚優勢的專業街市、行市。如長興水口草市與紹興平水草市的茶葉交易在唐代都已有一定的規模。南宋時期,杭州城內出現了融和坊的珠子市(珍珠)、壽安坊的花市、菜市橋邊的菜市等專業市場。
受商品經濟發展水平與市場范圍的限制,除絲綢、茶葉等部分專業市場外,古代浙江的大多數集市規模較小,服務范圍僅限于周邊地區。集市貿易大都沒有專門固定的交易場所,商品交換主要在鬧市沿街或來往要道進行。在近代,杭州等城市開始出現有固定場地的商品交易市場。如1934年,杭州市政府在長慶街建立綢業市場,入場交易綢莊達152家,機戶達2704家。1937年,杭州市區有菜市場18家,其中公辦的8家,公私合辦的1家,官督商辦的9家。
二、計劃經濟時期的集貿市場發展
新中國成立后,受國家政策影響,浙江集貿市場發展幾度起落。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浙江省各級黨委、政府積極恢復與發展各類市場,促進商品流通,穩定市場秩序。1953年以后,隨著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的深入,工業品統購包銷與農產品統購統銷政策的推廣,浙江傳統的工業品專業市場紛紛關閉,城鄉各類集市先后由國營和集體商業部門接管,或由于經營主體與流通商品的限制而日趨萎縮。直到1956年10月,國務院發出《關于放寬農村市場管理問題的指示》后,浙江農村農副產品集貿市場趨向活躍。
由于自由市場的價格往往高于計劃價格,農村自由市場的開放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國家計劃的完成,導致國家不斷加強對自由市場的管理。1957年8月,國務院發出《關于由國家計劃收購和統一收購的農產品和其他物資不準進入自由市場的規定》。1958年, 隨著"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推進,加上工商行政部門對集市的嚴格管理,浙江各地的集市貿易又歸于冷清。由于城鄉集市的大批關閉,影響社會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1959年7月,浙江省委指示在全省范圍內恢復農村集市貿易。隨著集市貿易政策的放松,全省集市從1960年的876個,恢復到1961年的1348個,1962年的1357個。
由于集市貿易與計劃經濟的內在沖突,1963年3月,中共中央《關于嚴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貿易和堅決打擊投機倒把的指示》提出"加強管理、縮小范圍、逐步代替、區別對待、因地制宜"、"管理宜緊不宜松,范圍宜小不宜大"等方針。1964年11月,浙江省委《關于加強市場管理、打擊投機倒把活動的指示》提出"取消糧食的集市貿易,取締棉花的集市交易,禁止商業性土紡土織的發展,嚴禁票證買賣,農產品未完成統購派購任務前不許在集市交易"。"文化大革命"期間,由于各地市場管理普遍存在寧"左"毋右、限制過嚴、打擊面過寬等問題,導致全省城市集市全部關閉,農村集市也大量關閉。"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的兩年間,由于"左"的指導思想沒有得到根本清除,全省集市數量從1976年的1220個,下降到1978年的1051個,集市成交額從1976年的12億元下降到1978年的8.6億元。
由于社會生產的復雜性與居民生活需求的多樣性,計劃經濟時期,公開的集市雖然關閉了,但是各類"黑市"卻屢禁不止。"文化大革命"期間,余杭臨平鎮周圍有8個自發的"黑市",其中的豬肉"黑市"多時有上百個攤位。在義烏,受當地"雞毛換糖"傳統影響,"貨郎擔"們既從城鄉集市采購小商品,也借用城鄉集市將手中的商品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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