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工業的“十二五”

    有人叫“家庭工業戶”，有人叫“個體經營戶”，相關的稱呼還有“小老板”、“微小企業主”。
    他們的生產經營場地就在自家的空余房屋或院落，參與勞動的也大都是家庭成員或農村剩余勞力，盡管規模小、投資少，卻以一技之長撿拾著大工業之遺，填補市場供應之缺。
    這就是所謂的家庭工業。
    曾幾何時，正是諸如此類社會化的小生產推進了浙江現代化進程，也帶動了浙江長達30多年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時至今日，在強調現代大工業建設、產業轉型升級之際，這一趨勢再度受到關注。而對更多參與其中的人來說，或轉左，或往右，下一個五年，如何在市場激浪中爭取生存和發展空間也早已成為他們自身重點考慮的問題。
    一切正悄然發生變化。

    賺圍巾的小錢

    德清縣新市鎮加元村。
    陳新祥家十幾臺“劍桿提花機”不停地運轉著，嗡嗡的聲音單調而沉悶，一垛垛人造棉紗、紡織袋堆在院落，使這個本就不大的地方顯得有些擁擠。另一間屋子里，兩位女工分別坐在一摞色彩斑斕的圍巾面前，將它們一塊塊仔細地檢查，按同樣的手法折疊好，再裝進準備好的包裝袋里，這樣的動作不斷重復著一遍又一遍。雖然辛苦，但對她們來說，每個月一千五六百元的收入，有錢賺總比失業好。
    對于自己目前的狀況，陳新祥感覺還過得去。按照現在的生產規模，十幾臺機器再加上十七、八個雇傭工，每年的產值可以做到200到300萬元，雖然利潤只有不到8%，但是積少成多。陳新祥家的圍巾95%以上都銷往義烏的小商品市場，這在當地也是一個普遍現象。
    “（我們）提供花型，對方看中之后下了訂單就開始做。”陳新祥說，“從原料粗加工到半成品，再到成品，整個都做。”對于陳新祥來說，這樣的方式可以多賺一些，不像自己5年前剛開始時只做加工，辛辛苦苦下來，拿到手的錢卻少得可憐。
    如今，在給義烏市場供貨的同時，陳新祥也會零星接一些外貿單子，但總體而言數量并不多。前兩年的金融危機似乎并沒有給他帶來很大的影響，此間，陳新祥還借機將設備進行了升級，把劍桿提花機由1.8米寬的換成了3.6米，用電量不變，產量卻提高了，同樣規格的圍巾用新的機器可以一次生產4條，整整比之前多了一倍。
    新市鎮韶村村。與陳新祥類似，金國良家的圍巾也主要依托義烏市場進行銷售，所不同的是，他是由做真絲而轉向做圍巾。
    對于自己的的改弦易轍，金國良的記憶是，六、七年前真絲價格跌得太厲害，“根本就沒有利潤可言了”。現在，他的廠里差不多雇了四、五十人，規模在當地家庭工業中也算是比較大的。按照金國良的說法，因為之前賣過紗線，所以在剛開始做圍巾的時候就直接到紹興去進原料，中介、差旅費省了，成本也降低了不少。
    現在金國良的家庭作坊里，當地“50、60部隊”占了相當大一部分。圍巾包裝、打結，這些活兒六、七十歲的老人都能干，做包裝的每月拿到手差不多有1000多元，打結的則是每條2米的圍巾4毛錢、4米的圍巾7毛錢，掂量掂量，賺得也不少。對于自己的現狀，金國良的感覺是“還過得去”，至少目前每天還能維持24小時不間斷開工，盡管和以往相比，做圍巾的利潤已經變薄了許多。

    存活難題

    “主要是競爭太激烈。”金國良說，金融危機中反而沒受什么沖擊，倒是7月份以來，當地許多小型的家庭企業都相繼倒閉了。
    “（我們）這行進入門檻太低。一塊很小的場地，五萬塊錢，就可以開始做了。”金國良的記憶里，最多的時候，僅新市一個鎮，做圍巾織造的家庭工業戶就達到一百多家。今年原材料價格一漲，許多競爭力低的家庭作坊就生存不下去了。
    現在，圍巾的主要原料人造棉紗的價格是每噸35000元，而僅在兩個月前，這個標準還停留在每噸22000元。估算下來，一條圍巾的成本漲了1元5、6角，但市場售價僅漲了1元左右，之間的差額，則需要家庭工業戶自己去消化。
    對此，金國良的方法是，節約、再節約。除了老板的身份，他還兼任廠里的司機、裝貨工，雖然累了點，省下的真金白銀卻是實實在在的。
    成本的上升也讓陳新祥頭疼不已。
    “之前利潤都是15%到20%，現在幾乎減少了一半，8%還是做得很好時才能達到的標準。”現在陳新祥家雇著的工人，早七點晚七點，每天工作12小時，一個比較熟練的工人每月掙3000元不成問題。但困擾他的一個問題是，工人的流動性太高，只要訂單少了閑下來，他們馬上就會跳槽到其他家去。
    “一旦閑下來，工人就要走。萬一他們剛走就下來一個訂單怎么辦，臨時找人太難了，一個生手至少要做一個月才能熟練。”陳新祥說。
    讓兩人同樣感到糾結的，還有商家賴賬的現象越來越嚴重。“老外賴，買家也賴，如果貨款兩個月不到賬，資金周轉肯定會出現問題。”就在不久前，因為買家無故失蹤，金國良一筆6萬元的貨款打了水漂，想打官司，卻由于涉及金額太小，法院根本不予立案。
    不僅如此，土地問題也是金國良面臨的一個障礙。想擴大廠房，根本沒有可能。租賃是一條出路，只不過看來看去始終選不到合適的位置，至于獲得新的用地指標，更是難上加難。“當前各地政府招商選資，首要考慮的是一些大型企業，家庭工業規模這么小的，自然看不上眼。”金國良頗有些失落地表示。
    在家庭工業戶們看來，目前自身能夠享受到的政策扶持確實少得可憐。
    這其中，陳新祥唯一能夠清楚記得的一點就是交了多年的工商行政管理費取消了。按照以往的標準，他家的每臺劍桿提花機都要繳納500塊的費用，十幾臺機器就是好幾千塊，而現在每年的費用僅僅是20塊。
    “我們也希望被重視。”陳新祥說。

    堅守者的變與不變

    目前，有一個粗略統計：義烏市場上40%左右的圍巾都產自德清新市鎮——盡管數量巨大，做產品、闖市場的種種壓力還是讓家庭工業戶們很早就意識到了變的重要性。
    “從長遠來說，家庭工業還是要往大發展”，金國良的想法是，“不然很難生存，因為抵抗風險的能力太弱。”
    而對于家庭工業來說，低門檻意味著好進入、易模仿，低產業進入壁壘必然導致過度市場競爭，高同質性、低異質性的廉價勞動必然導致低利潤空間。從這個意義上說，擴大企業規模提升產業集中度確實也是出路之一。
    只不過，現實往往比理論復雜一百倍，更何況家家都有本難念的經。
    “我目前是先求穩，再做大。”在經歷了一次慘痛的失敗擴張經歷之后，金國良的心態已經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吃不過大魚，只好吃蝦米。現在他的想法很簡單，只要能夠維持現狀就好。“其實我們這行做大很難，即使做大了，沒有資金、土地又能怎么辦？”他不無茫然地表示。
    欣慰的是，長期依賴訂單還沒有讓金國良失去對市場的嗅覺和判斷力，為了穩中求勝，他在生產圍巾的時候也往往會比別人多用幾種料，多做幾種款式和花色。
    和金國良對于將來的保守態度相比，陳新祥的想法則是“兩條腿走路”。
    在歷經整個大環境的不景氣之后，他認為單做義烏市場的利潤太薄，風險也大，由此便想到了給大企業做配套。“一則有了平臺，生意就固定，二則也希望將來能把這塊做大。”關于接下來幾年的發展，陳新祥同樣有了籌劃，目前在德清新市鎮和鐘館鎮交界處，他為做配套而添置的另一處廠房正在改建當中。
    之于現在普遍提及的大工業，陳新祥覺得和自己所做的家庭工業其實也并不沖突。“他們吃魚，我們吃鏈子上某個環節的小蝦米，關鍵是要找到自己的方向。”按照他的設想，等自家的企業真正做起來了，還要做網站、做品牌、直接和外商打交道，但首要的還是踏踏實實把眼下這一步走好。
    “只是我的文化水平不高，管理方面也不是很懂，這樣以后可能會比較累。”談話間，陳新祥雖然忍不住擔憂，但眼神中的堅定，一直沒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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