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民資民企困局：看好義烏

    大家都在談民企融資難，溫州民企老板“跑路”把這個問題給挑明了，放到了國內外輿論關注的風口浪尖上，引起了高層的關注。現在高層發了話，地方政府得了些“尚方寶劍”，忙著“堵跑”與“防跑”，壓金融機構給民企信貸松綁，以“規范民間融資”的名義治理民間融資……。如此等等，實際上各方都心知肚明，這些措施不是長久之計，多半都屬于治標不治本的做法。治本須從體制上入手，但現行體制改起來很難，金融體制積重難返，制度剛性很強，改起來更難，地方政府“維穩”意識大于創新，加之缺乏應有的膽識，要突破很難！

    民企融資難是個老話題，爭論了有一段時間了，有人說難有人說不難，實際上這個問題應和民間資本放在一起看。實際上與民企融資難而陷于高利貸困局并存的，是民間投資的狹窄化。浙江也好，別的沿海發達地區也好，目前集聚了大量的民間資本，找不到合適的可持續的投資載體，只能去做那些投機與熱炒的營生。事實上近年隨著或明或暗的“國進民退”與壟斷勢力的強化，民間資本投資空間趨于狹窄化。稍有賺頭且可持續性高的投資項目與產業，多半為國有壟斷行業、外資以及少數“紅頂民企”所把持，一般民間資本要進去難上加難。連總理都知道中央關于拓展民營經濟投資空間的“新36條”遭遇了“玻璃墻”和“彈簧門”。巨量的民間資本尤其是大眾儲蓄，只能放在銀行里，獲取微薄的利息，而在通貨膨脹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實際上在招致“負利率”，在承受損失。這種情形也是一種困局，與民企“融資難”一起，可視為一種“雙困局”。我以為要化解民企融資難，須通盤考慮這個“雙困局”。你先得給民間資本與私人儲蓄較多、較大且可持續的國內投資載體，把巨量的民間資本與可持續的投資載體搭牢，同時考慮民企發展的空間與環境。

    就浙江省內幾個代表了“浙江模式”的小區域來看，突破民資與民企“雙困局”當看好義烏，基本原因是義烏不同于浙江別的民營經濟發達地區，至少明顯不同于溫州，三個不同最值得留意：

    其一是產業關聯。義烏是“三產”帶“二產”，兩個產業都很實。國際商貿城是實實在在的，以商貿城為依托的制造業也是實實在在的。義烏工業化產業集聚是由三產之商品分銷起步的，市場集聚在前，制造業集聚在后，兩個產業彼此依托，做得都很實在。據分析，義烏國際商貿城目前銷售的產品，產地呈現“三分天下”格局：三分之一產自義烏；三分之一產自義烏之外的浙江別的地區；三分之一產自省外。其中義烏本地與周邊地區“二產”與義烏市場聯系最為密切，彼此依賴。這是溫州等別的地區無法比擬的。溫州過早地撇開市場而形成強二產弱市場格局，產品銷售渠道多為外商所控制，利潤越做越薄。

   其二是市場結構。義烏制造業產品銷售在內外貿上是打通的，且以內貿為基本依托，以外貿為增量拓展空間。最終形成了同時利用內外兩個市場的大格局。可稱為“雙支柱”的市場格局，在震蕩頻仍的“后危機期”世界經濟與調整勢在必行的國內經濟大環境下，兩根支柱的靈活性與可調整性遠遠優于那些過于依賴國際市場的區域。

   其三是政府在區域經濟發展中所發揮作用及其干預和參與地方經濟的能力。義烏有政府引領市場的傳統，政府參與及干預民營經濟的能力遠強浙江許多小區域，尤其強于溫州。義烏小商品市場原本就是政府順應百姓致富要求發起的，經典的說法是“一位擺攤婦女找縣委書記的‘討說法’引出了一個大市場”，在小商品市場每一個發展的關鍵時刻，都離不開政府的強力介入與參與。實際上義烏市場由最初的“草帽市場”起步，到后來的多次搬遷與擴建，都是政府率先發起的。而目前的綜合改革試點之“準”經濟特區身份，也是由地方政府全力爭取來的。為民營經濟發展拓展空間之“有為”與“能為”方面，義烏地方政府明顯甚于浙江別的地區，尤其是溫州。

    除了上述三個層面的不同而外，義烏還有一個優勢，這便是較大的改革權限。這個優勢是與新近獲得國際貿易“綜改視點”聯系在一起的。視點雖然圈定的是“國際貿易”領域，但加了個“綜合”，這給了地方政府改革探索的巨大空間。這個優勢在一定程度可視為“準特區”權限，別的地方很難比擬。

    上面已經給義烏較為模糊的權限，下一步就看地方政府的創新能力了。基于義烏模式以往發展演化的路徑，我以為義烏地方政府有望利用好這種試點所賦予的權限，在突破民資民企“雙困局”有所建樹的。

（此文據“2011義烏僑商高峰論壇”整理，2011-10-23日思于義烏，2011-10-30日改于杭州）趙偉（浙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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