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市場悄現“短工化”現象

　　穿梭在各個城市，不停地換工作，做散活、打短工，為了賺錢，又不只為賺錢……“短工化”漸成農民工就業新趨勢。盡管游走的姿態看起來很灑脫，但“短工化”趨向也帶來企業轉型升級缺乏技術工人、農民工個體發展受阻、產業向高端發展乏力等一系列問題。

　　“動起來尋找機會”

　　雖然蘇州一家橡膠廠承諾過完年就漲工資，但來自陜西漢中市的賀寶康還是離開了這家企業，到杭州尋找機會。

　　“2007年出來打工，先到山西挖煤，再到山東淘金，后來下廣東，一年前到了蘇州，先后換了3個廠。”賀寶康說，聽說杭州待遇不錯，所以過來看看。

　　5年時間，賀寶康干過六七份工作，用他自己的話說，“落魄過，也風光過，但是幾年下來，仍是雙手空空”。在他眼里，打工已經不像他的父輩那樣，僅僅為了賺錢，而是生活的一部分，“要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就要動起來尋找機會”。

　　來自甘肅的王健今年21歲，是杭州下沙經濟開發區一家日資企業的員工，雖然年紀很輕，但在同鄉圈子里被公認為“資歷”深。3年前，王健只身到深圳打工，第一份工作是保安，但僅僅兩個月后，他不但換了工作，還換了城市。離開深圳后，王健到過青島、北京，半年前，來到現在的單位。“反正現在還年輕，到處跑跑，看看有沒有更好的機會。”

　　隨著新生代占比越來越高，同賀寶康、王健一樣的農民工越來越多。這些年輕人與父輩不同，將賺錢與尋求發展機會、注重硬環境與軟環境質量等訴求結合起來，就業靈活性增強，“短工化”特征突出。

　　前不久，清華大學社會學系與工眾網研究中心聯合發布農民工就業趨勢報告。該報告指出，與此前的農民工就業相比，目前農民工就業“短工化”趨勢明顯。2000年初次就業的農民工平均每份工作能持續3.8年，但到了2008年，這一時間縮短為1.4年。

　　記者在中小企業密集的浙江采訪發現，歲尾年初的“用工荒”出現了新的變化：早先出來的農民工隨著產業轉移“路線”開始向中西部“回流”，以便在打工的同時照顧家庭；而新生代農民工則頻繁“跳槽”更換工作，沒有后顧之憂的他們把打工看成是自我實現的一種途徑，“不斷尋找能夠寄托夢想的工作”。

　　義烏市就業服務管理局副局長吳祖軍表示，去年以來，義烏的零工市場越來越多，原來零工主要集中在建筑行業，現在則向各行業擴展。“許多農貿市場的近旁、熱鬧的馬路邊，都有零工市場。有時候這些農民工組織起來，做完一批訂單就散伙。”

　　“短工化”帶來新問題

　　對于浙江義烏的工藝品出口企業華鴻集團而言，招工無疑是當下最棘手的難題。春節期間花一個星期招來的350名工人，還沒等到崗前培訓，已經走了近一半。

　　“今年打工者的觀望情緒更加明顯，很多人剛熟悉廠區環境，待個兩三天就走了，都說想去別的地方看看。”華鴻集團人力資源部工作人員徐雅琴說，其實公司訂單都排滿了，待遇也很不錯。

　　可另一個景象是，在徐雅琴每天早上上班經過的義烏市佛堂鎮朝陽路上，“車根本開不過去，那里有個零工市場，每天早上人山人海”。徐雅琴說，“我總在想，要是能把這些工人帶到我們廠里該多好”。

　　杭州全信養豬場的老板謝忠順，對于年青一代務工者頻繁“跳槽”打短工感到憂心忡忡。“養豬場用人斷代現象很嚴重，現在就靠一撥50多歲的人撐著，80后根本沒人來喂豬”，謝忠順說，“即便來了，也是臨時掙點生活費，根本不會久待。”

　　專家表示，“短工化”的出現與勞資雙方都有關。“短工”原本是緩解“用工荒”的應急之舉，但一些企業為了節省用工成本，避簽或短簽用工合同，對臨時工的依賴性越來越強。而隨著世界經濟低迷，訂單波動大，短單、小單增多，生產不穩定，企業更趨向靈活的雇用方式。

　　與此同時，農民工穿梭在各個企業間尋找更好的機會，也能在打短工、臨工的過程中，獲得高于平常幾百到1000元的月工資。可以說，正是雙方的“策略選擇”，導致了“短工化”的迅速蔓延。

　　不過，在“用工荒”加劇的背景下，“短工化”已開始給一些企業帶來困擾。從長遠來看，“短工化”更將帶來諸多問題。對農民工個人而言，盡管打短工可以在短期內取得較高報酬，但頻繁變換工作會導致技能缺失，不利于長遠發展；對企業而言，聘短工固然能節省成本，但工人的頻繁變更不利于轉型升級；對整個經濟而言，“短工化”則會影響產業鏈向高端發展，阻礙“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

　　改變“短工化”需多方合力

　　盡管義烏許多企業正在遭遇一年一度的“用工荒”，但雙童吸管董事長樓仲平卻不用為招工發愁。“雙童沒有‘用工荒’。”樓仲平說，春節后，70%的老員工已經陸續返廠，另外15%是經老員工介紹來的老鄉，只有剩余的15%是通過人才市場招聘的，400多名工人已經全部到位。

　　正是由于較早踐行把員工當家人、讓員工分享企業發展成果的理念，讓雙童沒有“用工荒”。不過，樓仲平表示，沿海地區許多企業仍然“很浮躁”，只看眼前利益，需要人的時候招工，淡季就裁員，這樣哪能不出現“用工荒”？

　　清華大學和工眾網的報告指出，64.28%的男性農民工和56.54%的女性農民工是因為對公司條件不滿意而離職。隨著經濟發展，低水平勞動報酬不可持續，勞動者在解決了溫飽之后希望生活有較大改善。

　　樓仲平認為，企業要順應勞動者內在需求，既要加薪，更要注重員工情感、娛樂、休閑等精神文化需求的滿足。“老板對勞動者的基本態度將決定你的企業能否實現轉型發展。”

　　一些企業管理人員則表示，希望新生代農民工在彰顯個性、崇尚自由的同時，能夠學習父輩吃苦耐勞、認真堅毅的精神。“技術的進步、產業的發展對員工的技能要求越來越高，即使短期可以通過打短工賺錢，但長遠來看，只有技術工人才能順應產業發展需求。”浙江一家機械數控有限公司人力資源經理龐敏說。

　　除勞資雙方外，要改變“短工化”傾向，還需政府引導，做好配套改革，逐步破除城鄉二元結構，讓新生代農民工不光工作在城市，更要生活在城市。

　　浙江省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院院長陳詩達表示，跨大區域的人口流動，真正能留下來的不到四分之一。從產業發展規律講，農民工本地化就業是必然趨勢。“要真正阻止‘短工化’現象蔓延，必須改變現有的城鄉結構。一旦農民工能夠融入城市，實現‘本地化就業’，‘短工化’便會迎刃而解。”

　　陳詩達說，農民工輸入地要提升農民工公共服務水平，改變對農民工經濟性接納、社會性排斥的現狀，解決農民工的“權利荒”，讓農民變市民，融入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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