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列車出站沒過多久,城市早已被甩在身后。眼前是一片開闊的水田以及一望無邊的香蕉地—這里是珠江西岸的南沙,雖然隸屬廣州,但缺少工業開發的痕跡還是顯露出一種與珠三角繁華城市圈鮮明的差別。這塊珠三角孤獨的“處女地”很快將派上另外的用途—在國家和廣東省的戰略部署中,這里將建成國家級的新區。
七分鐘之后,列車出現在珠江的另一岸,鐵軌一旁是連片的廠房,另一旁依然是大片廠房,不過夾雜著零星的田地。很快農田消失了,到處都是工廠——虎門到了。
雖然不足以稱之為現代化的工業園,但連片的廠房還是顯示了它龐大的規模。人們常常說東莞的茶鋪比米鋪還多,擁有一百多年歷史的涼茶品牌“王老吉”就發源于東莞。在二三十年前,人們開始逐漸將聚焦于涼茶鋪的目光移騰到了這些工廠:數不清的制衣工廠。
“男人沒衣服穿是指沒有干凈衣服穿,女人沒衣服穿是指沒有新衣服穿。”幾乎全中國老板娘的進貨地點都在珠三角,確切地說就是廣州和虎門。
在一段時期內,虎門曾搶占香港的地位,被認為是全中國最好買衣服的地方。甚至廣州、深圳這樣服裝重鎮的生意人都驅車趕往虎門進貨:在虎門鎮區1平方公里的服裝批發“中心區”里,有39個大型服裝批發商場,15000個檔口,經營面積200余萬平方米,全鎮65萬常住人口中,從事服裝生產的就有40萬人。
虎門本義指珠江從獅子洋通往伶仃洋的出海口,即虎門水道,后多泛指虎門水道及其兩岸的沿江陸地,后東岸歸東莞縣,西岸則歸番禺縣。扼住獅子洋入海或進入珠三角腹地的虎門炮臺占據珠江東岸,虎門一詞逐漸專指虎門水道東岸。
“在那里,五星級酒店等高樓鼎立,很多還在大力建設中,住一晚500元左右。這讓我突然想起迪拜。打出租車是不打表的,即使是不超過起步價的近距離,乘客也隨便給20元,否則司機不會拉你。”日本旅華青年作家加藤嘉一在他的文章中不禁發出這樣的懷疑:“真的是一個鎮嗎?”
一輛接一輛的中巴、小巴以及出租車將吞吐著操各種方言的青年男女,送往虎門鎮區和以它為中心的村落—如果說珠三角是中國城市化的縮影,那虎門就是中國人口大流動、大融合的縮影。
有人曾經試圖探究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這些年輕的農村孩子從中國的四面八方涌入這個繁華而匆忙的南方小鎮,自愿地投身于這些圍著有形或無形鐵絲網的工廠?遺憾的是,大多數找工者行色匆匆。
制造業帶來的龐大人流促使了這座農業小鎮的華麗轉變,然而很少有人還記得,在上世紀70年代,東莞還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縣域,貧窮的虎門爆發逃亡香港的風暴,在當時席卷廣東的逃港大潮中,虎門一度有近一半人逃到香港打工。
不過,也正是這部分虎門籍的“香港親戚”,在此后虎門的招商引資過程中發揮了關鍵的作用。
上世紀90年代初期,受鄧小平南巡的影響,加之香港中小型企業出于成本考慮,也樂于搬到當地政府和居民投資修建的廠房中,香港大約8萬多家制造工廠北移到了內地,其中53000多家在廣東的珠三角地區。
當年順德縣委書記歐廣源有一句話:“幾乎每天都有企業開張,天天都是鞭炮不斷。”大量工廠北移催生了珠三角著名的“前店后廠”的產業模式。
在一無資金、二無管理、三無技術的背景下,珠三角各鄉鎮憑借著點滴積累滾動建設起來的廠房和工業區,受到香港、臺灣“培訓”的東莞人憑借善于與政府打交道而迅速暴富,虎門也在這樣的浪潮中完成了鄉鎮經濟“第一桶金”的積累,成為珠三角一個財富聚集的高地。
原本只有10多萬居民的虎門,被60多萬外來戶口和打工者塞得滿滿當當。在許多打工者眼中,今日的虎門已經不亞于內地大城市—虎門,一個面積僅178.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2.4萬人的小鎮,富可敵省。2011年全鎮GDP347.38億元,在常規型可支配財政收入排名中,虎門以20.04億元排名第一。
“沒有服裝就沒有今天的虎門。”鎮上很多服裝老板多少都抱有這樣的想法,沒有服裝當然不會有虎門的繁華,自己的身份也不可能是企業主。
靠服裝迅速暴富的虎門在過往的許多年中屢屢被人提及,不過,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發展近30年的歷程中,產生數量龐大的服裝工廠沒能再給虎門帶來更多的榮耀——這個頭頂“南派女裝名鎮”的制造業重鎮陷于缺少知名品牌的困境——雖然有3000多家制衣工廠,但為外界熟知的卻寥寥無幾,只有“以純”一個“中國馳名商標”。
“異鄉人”、“森域”、“中域”、“灰鼠”等知名品牌的沒落和消失更是服裝產業發展過程中的悲哀。更值得關注的,曾經給虎門帶來繁華的服裝產業也面臨珠三角其他專業鎮一樣的困境:原材料上漲、資金乏力、不斷上漲的人力成本,沖擊著處于產業鏈下端的服裝工廠。
正如誰也不曾料到虎門服裝產業會形成如此龐大產業一樣,可能誰都未曾想過今日虎門服裝會遭遇如此困境。當人們再次討論虎門的時候,多少帶有一種細細揣摩的心態:這個長期占據中國千強鎮頭把交椅的珠三角名鎮,這個擁有絕好區位優勢和產業條件的“南派女裝名鎮”,順勢發展三十年為何先發而后至,至今沒有形成品牌集群?在經濟下行以及自身蛻變乏力的逆境中,虎門服裝是隕落,還是浴火重生?
走向“世界工廠”
文:劉靈君
想要精準統計虎門服裝工廠數量及其出貨量,幾無可能。如果一定要一個確切的數據,可能還要等上一段時間。數月前,虎門啟動一項調查,后期數據的統計與分析已接近尾聲。
黃沛民是虎門本地人,在主管全鎮服裝產業的經貿辦工作五年。他的名片上印著的頭銜是副主任,在頭銜的上方是“虎門鎮人民政府經濟貿易辦公室”、“虎門鎮人民政府民營經濟發展協調辦公室”、“虎門鎮人民政府科技辦公室”——三個部門依次排列,一旁是虎門標志性的折斷“煙槍”雕塑的縮影版。
人們熟悉虎門是因為一百多年前林則徐“虎門硝煙”的歷史,而虎門持續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則是因為它的另外一個身份——這個珠三角小鎮是經濟上的巨人,常年占據中國千強鎮的頭把交椅。人們習慣將它財富的來源指向服裝。
虎口吞金
熟知快遞行業的人都可能未必知道,圍繞“淘寶”數萬電商每天的發貨量究竟會是怎樣龐大的一個數字,不過他們知道電商催生了申通、圓通、中通以及韻達這樣的大物流公司。
虎門是王衛和快遞業新帝國——順豐快遞起家的地方。
上世紀90年代初期,當時,廣東省內絕大部分快遞公司都聚集在東莞市的虎門鎮。從交通來說,虎門是廣東高速公路網絡的一個重要的交會點,東去和北上有廣深高速(600548,股吧),向西有虎門大橋,還有常虎高速。
地理位置的重要構成了人們最初關注虎門的最大要素,在自詡時尚的服裝行業的人士看來,虎門最大的地域優勢在于接近香港,而順豐的崛起似乎更好地佐證了改革開放以來粵港澳之間頻繁的經貿往來。
時間推移到上世紀80年代。虎門服裝產業、占據中國千強鎮頭把交易的虎門都只是處于萌芽狀況。真實的情況是,因為距離香港只幾小時的水路,虎門的漁民就常常趁出海或販賣海鮮的機會,從香港帶回一些布料、服裝在虎門地攤上擺賣。
有位當時人稱香大姐的中年婦女,每次去帶回的衣服都會比別人多,她的辦法是盡量在身上多穿幾件衫,多套幾條褲子,回來后再脫下來,因此她的地攤上衣服品種豐富很多。按當時規定,手持物品在30元港幣內都不用收稅。
在那個年代,全國上下衣著基本上是清一色的藍灰。因有香港洋貨和漂亮衣服,周邊地區的市民爭相前來虎門購買,虎門罐頭廠、則徐社區旁的街上傍晚時分又多出一景:地攤夜市。不僅當地人爭相購買,左近各縣市的采購者也聞風而至,人稱虎門擁有“洋貨一條街”。
買賣洋貨就是走私,短途販運者是不務正業的“二道販子”,在當時都是不被允許的。為此,廣東省曾多次向虎門公社“打招呼”,要求制止這樣的行為。
事實上,為了利用虎門的區位優勢改變貧窮的現狀,虎門鎮與香港進行了最初的貿易:為香港賽馬運去稻草換來水稻化肥。1978年,做出這個決定的公社書記孫耀全也不過31歲。
這年4月,一位港商來到虎門,要投資辦一間手袋廠。這時“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有召開,孫耀全冒著風險,層層請示,終于得到了省里的批準,大紅印章就扣在孫耀全的報告上,編號是“粵字001號”。標志著廣東“三來一補”加工貿易模式的太平手袋廠落戶虎門。
洋貨街以及手袋廠的誕生,催生了加工企業的興起。精明的虎門人嘗試著買來縫紉機,依葫蘆畫瓢從事服裝加工生產,然后將服裝拿到集市上銷售。
1981年,虎門個體工商勞動者管理委員會應時而生,他們最早是在虎門人民醫院旁邊一段廢橋上用竹子搭了100多個攤位,讓之前的攤主租位經營。
個體工商勞動者管理委員會也就是富民服務有限公司總公司的前身,富民服務有限公司總公司辦公室副主任江華洲介紹道,“他們天天風雨無阻,走路或者騎自行車去收管理費。在運河那邊一公里左右的范圍,都是地攤。”
五年后,當時的太平鎮為鎮辦企業員工修建了10棟六層的員工宿舍,富民斥資51萬盤下這些房屋第一層的100個商鋪,并在通道搭建起600個攤位,由此形成了虎門服裝最早的市場。
太平鎮是廣東四大名鎮之一,也是今日虎門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1993年11月,富民商業大廈開業。
“8400萬,沒人貸款給你。”江華洲稱,富民商業大廈1300多個鋪位,每個商戶繳納了3萬元押金。從這個層面上來講,富民的輝煌得益于商戶的信任,因此,即使在市場最火爆時,富民服務有限公司收取的租金也不過550元/月,江華洲稱之為“放水養魚”,做大市場。
2002年,最好的鋪位每平方米的租金超過5萬元,“二房東”單靠租金就收入不菲。
關于富民一個廣為流傳的段子是:“舊富民”建成之初,每個員工都有一個攤位指標。有一個老員工為了換一輛摩托車把指標讓給了別人,雖然在當時,威風凜凜的摩托車也算是奢侈品,但比起今天能換取千萬元的鋪位租金,它只能勉強稱得上是一件家當。所以,幾乎所有見到他的人都要開玩笑地說一句:你買的可是全世界最貴的摩托車。
一位富民商鋪老板回憶,當時富民的批發商鋪常會發生這樣的場景:商鋪門一打開,早已在門口排隊等候的批發商一擁而上,爭先恐后地到店鋪內搬衣服,把衣服分完了再開始付錢。
這些商鋪背后都是一個個服裝工廠,它們不需要設計師,不需要大學生,不需要創新,只要你具備抄襲的能力就會謀取暴利,寄生于富民的服裝工廠遍布虎門全鎮,工廠數量上萬。富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被認為是虎門唯一的知名品牌。
“他們創業8年到20年,賺500萬的大有人在。” 星辰國際(香港)實業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陳敬太介紹,數額龐大的現金流量催生了虎門服裝批發市場和服裝工廠的崛起,在接港臺訂單生產的背后,是數不盡的服裝工廠。
無數省市的領導相繼到富民市場考察,江華洲對當時的場景記憶猶新:“我們一天接待好幾批,他們也要做市場,以前是一家獨大,現在全國各地都是市場。”
知名作家許知遠曾這樣描述中國在全球化分工中的地位與局限:虎門的炮臺猶在,布滿了歷史的滄桑,但是這里卻已成為中國最早的開放區。人們曾經拒絕歐洲來開展貿易的請求,如今卻一心期待他們的資金和技術的到來。
虎門的演變成為中國演變成為“世界工廠”進程中最具代表意義的注腳:“它不再是南方的邊緣地帶,而成為中國乃至世界的制造業中心,現代工業的巨大齒輪將更多的材料、人力、土地卷入其中。”
造夢之地
“1994年到1995年,市場供不應求,客戶想方設法找到你,為了拿點貨像偵探一樣跟著你。” 半夜時分,胡長水在廣州北京路旁一個服裝批發市場卸完貨,趕回東莞的路上碰到有人跟車。
這并不是一次偶然的情景。這時虎門的服裝市場已經表現得像幾十公里之外的華強北——在那個全國聞名的電子產品市場頂峰時,每天進出的手機不計其數,經常出現搶貨的情況。
當時全國還沒有成規模的服裝生產基地,憑借著地理優勢和產業先機,虎門從街邊店鋪發展到遍地工廠,在中國工業化浪潮中走在前端。在2004年到2005年,行業內公認的虎門服裝爆發增長期,虎門鎮GDP從63.98億元上升為驚人的127.43億元。
“我們都認為我們是雜工,整個生產環節就是搬運工:面料一車車卸下來,成品整車送走,一天能生產兩萬件襯衫。”松鷹(國際)服裝服飾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胡長水介紹當時加工工廠的情形。
與香港商人的交易并不復雜——香港老板定好款式,將布料裁剪好,胡長水們把裁片拿回作坊加工,第二天再將成品交到港商手中。
毗鄰香港的虎門扮演著一種不同以往的角色:香港連接內地和國外的一個加工中轉站。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內,虎門的的士司機都有著不錯的收入,他們載著香港的客人跑遍珠三角城市。透過往來的客商,他們聽到的是一個個勵志的創富故事,事實上,他們在內地人眼中也是故事的主角。
只有坐在鎮區去往沙角的公交車上,胡長水才能感覺到虎門的擁擠,以及擁擠背面的繁華。這樣的情景,胡長水早已不常經歷。
從河南許昌到虎門的22年間,胡長水早已熟悉這里。不過,陌生的客戶要想找到松鷹的工廠其實并不容易。為此,數年前松鷹專門在廣州設立了營銷總部。“在這邊生活久了的人根本不會想去深圳、廣州,太擁擠,太壓抑。”
在整個虎門的服裝行業,松鷹算得上一個標志性的工廠——虎門最初的七大服裝品牌之一,在2004年創立品牌初期,曾以八位數的高價聘用“歌神”張學友為品牌形象代言。
與虎門服裝行業人士聊虎門的服裝產業,他們多半要說起松鷹。不過,如果你問鎮上居民開車怎樣去到松鷹工廠,多數人都回答不了。
沙角工業區中沒有什么行人,房屋建筑風格以及被風雨腐蝕的墻面透著上世紀80年代的味道。這片曾經的灘涂地,現在能看到的只有一個接一個的工廠。總面積1.5萬平方米的松鷹公司總部位于沙角村西雅二路。廠區布局并不復雜:生產廠房在兩邊,辦公樓居中間。因為有十多年的歷史,辦公樓并不大氣,甚至沒有設置會客室。
“確實是從大都市到了農村。”此刻,胡長水坐在董事長辦公室內。沙發背后擺放著軍艦模型,一側是一張海軍沙角戰友十周年聯誼的紀念照以及原中央軍委副主席張震為松鷹的題詞——松鷹董事長王國賓曾經在沙角做了五年海員。
1986年,王國賓在海邊搭起一座簡陋的板房,用400元的復員費和借來的300元買回別人淘汰掉的兩臺老式縫紉機,加上未婚妻邢書英帶來的鎖邊機——三臺縫紉機和一個簡易的板房就是他的“工廠”。當時兩萬多工人聚集在伶仃洋興建沙角電廠,這個“工廠”就專為工地的工人縫補衣衫。
1990年,胡長水跟隨同鄉王國賓來到沙角時,見到的只有不甚規整的農田,沙角
所代表的也不過一條街。這時,王國賓的工廠已經擁有20臺縫紉機,租了間40平方米的“大廠房”,開始為香港的名牌來料來樣加工,四年后,開始創建“松鷹牌休閑襯衫”。
“90年代初,有一件衣服穿就不錯了,那時‘的確良’穿在身上效果非常
好。”松鷹生產的主打產品,單件利潤只有幾毛錢。
那年,青年孫俊才的表哥從外邊回來探親,身上就穿著件的確良。聽說穿上這種衣服不管天氣多么熱,都不會出汗。孫俊才跟在表哥身旁,眼睛里露出羨慕的目光。表哥臨走的那天把身上的的確良襯衣脫了下來,送給了他。同樣羨慕的目光流露在與孫俊才同齡人眼中。
孫俊才是推動早期富民成長的主要推手,他成就了富民的商業品牌。人們將富民稱為虎門服裝品牌的孵化器,松鷹、以純都曾經在富民批發市場中積蓄能量。
現在松鷹已經不僅在全國各地有自己的加工廠,連歐洲的法國、意大利、西班牙這樣一些服裝強國包括日本和韓國等發達國家在內總共有20多家工廠,都在接“松鷹”的活。
虎門鎮有關領導在談到虎門近年來的成就時,如果涉及名牌產品,頭三名中必然提到“松鷹”的名字。
人們聊起松鷹,似乎一句話足以概括,但只有胡長水這些經歷創業的人才能知曉其中的艱辛。松鷹可以稱之為虎門服裝產業的縮影——白手起家,接單生產,到自創品牌。
虎門無數服裝企業都在重復松鷹的成長路徑,不過,成功者寥寥。這里數量眾多的制衣工廠仍在延續以往的商業模式:接單、生產。
即便如此,虎門仍在上演創富傳奇,無數外來創業者在密集的服裝工廠之中經營自己的事業,遷徙而來的打工者夢想有朝一日也能夠成為老板。這里是不同于“美國夢”的夢想之地。
品牌,還是工廠誘惑?
文:劉靈君
下了廣深高速進入虎門,道路兩邊的大幅海報上,一個個還沒有被多數人認知的新興服裝品牌映入眼簾——靚麗的服裝以及知名的青春偶像,這些品牌具備時尚所需的基本要素。
在虎門,富民、黃河等服裝批發城盤踞在鎮中的黃金地帶,還有更多陌生的品牌。這里每一個檔口背靠的工廠,都有可能走出響當當的服裝品牌。這些新型品牌算得上是虎門服裝的佼佼者,它們或許都期望能達到偶像“以純”那樣的高度。然而對于這里多數制衣工廠而言,生存能量并非來自于品牌帶來的收益,而是仍站在他們前面下單的經銷者們。
與珠三角其他專業鎮街不同,虎門服裝在三十年的演變中逐漸從外貿主導的貿易中脫身而出,70%的產品供給內銷。正如陳敬太所言,三十年中,虎門催生了無數的百萬富翁,千萬者也不在少數。
人們偶爾會談起虎門的隱形首富——廣東黃河集團董事長鄭強輝,這個港籍虎門人掌控1000億元的資產,其奮斗歷程與虎門近三十年的輝煌基本同步,發家同樣得益于他早期建設的黃河時裝城。
高聳的黃河中心大廈顯示了虎門的高度,在很長一段時間它也是東莞最高建筑。公開資料顯示,在即將上演的《浮城大亨》中,鄭強輝之子鄭家星飾演年輕時的布華泉(男主角),(年長版布華泉由郭富城來飾演)。鄭家星曾在《葉問2》中出演周光耀。
這部橫跨50年,演繹一個普通漁民通過奮斗成為太古洋行大班的勵志電影很像是虎門大亨們故事的影視化展示,也像是虎門狂飆突進三十年的寫照——低調不張揚,卻都在商業上有著極強的渴望。
這樣的渴望造就了虎門的繁華,也催生了無數的服裝市場以及服裝品牌。不過,現在再來看虎門人發家的服裝產業,過去的輝煌顯然不會淡化,但今天服裝企業的困難也絲毫不會因此減少——造就虎門的服裝產業仍在迸發著新生的力量,新生的背后是痛苦的蛻變。
不缺制衣工廠
虎門多數服裝企業老板的書架上擺放的總是財務報表、客戶資料——不像是老板,更像是財務。陳敬太在書架上擺放著一些書,其中一本是恩里克?巴迪亞的《ZARA:引領快速時尚》。書的名字表明了一切——ZARA的品牌之道可以說是時尚服飾業界的一個另類,在傳統的頂級服飾品牌和大眾服飾中間獨辟蹊徑,開創了快速時尚(Fast Fashion)模式。
依靠幾百名設計人員,ZARA每年推出近12000種設計款式,一款產品從設計到擺上貨架,只需10-15天,與國內服裝企業6個月的周期形成鮮明對比,而且每種款式在同一家店面的數量、型號都很有限,新款上架周期不超過兩周。
ZARA憑借“快時尚”模式席卷歐美,在中國一年也有上百億元的銷售額入賬,這讓中國許多常常以絢爛形象出現在電視上的服裝企業黯然失色。
雖然沒有多少企業會公然宣稱“我們希望把服裝生意做成像ZARA一樣”,但事實上,這家企業在中國服裝(000902,股吧)業掀起的波瀾超乎想象——虎門很多服裝企業老板都會試著了解ZARA的營銷模式,并嘗試復制。
在5月初,有行業內網站一條新聞顯示,“依米奴”宣布進軍快時尚領域,星達實業董事長助理李木堅并不認同這個新聞傳遞出來的內容:“依米奴一直就在走快時尚道路,包括我們的出貨,但是與ZARA相比,我們顯然還微不足道。”
陳敬太則希望傳遞給消費者一種“慢時尚”的服飾文化,他的星城國際(香港)實業集團有限公司旗下有兩個服裝品牌——ECA和花園街19號。
眼前這個滔滔不絕說著話的老板,雙手不住揮舞和抖動,腳尖會不自覺地踮起來,眼中會不時閃現出一絲亮光,根本不予你插話的機會。他嘴里說的都是關于他的事業,以及他對服裝與時尚的理解。
陳敬太早年從事電子商務,2008年專注自己的品牌,中間幾年也曾擁有自己的工廠,現在他的公司完全是啞鈴式的生產結構——60多人的團隊負責設計、營銷以及生產管理,在中國各服裝生產基地找適合自己的代工工廠。
“廣州針織就比較強,別的地方有他們優勢的項目,中國不缺工廠。”陳敬太希望與加盟商在中國的部分核心城市共同建立形象會所,“有別于美邦、以純展示產品,我們展示的是一種生活方式,有咖啡屋、書吧,休息區,一種慢生活”。
ECA會不定期為國家電影總局每年的賀歲片提供時尚類女裝贊助,在東莞本土也支撐廣東衛視、東莞電視臺合作拍攝《電視臺的故事》所需的女裝。對于陳敬太而言,這都是對品牌的一種潛移默化的營銷。
在虎門,像星辰國際這樣規模的服裝企業有數百家,它們和其他數千家大中小型服裝企業一樣,分布在鎮區或者鎮區四周。你可以說,虎門就是一個服裝企業基地,也可以說,虎門沒有一個相對集中的服裝企業基地。唯一集中的就是,鎮中心的服裝批發市場,要找服裝企業最好去那。
在虎門服裝行業拼搏十多年,陳敬太知曉虎門服裝批發市場的作用,那里就是一個個孵化器,無數工廠從最初的來料加工貼牌生產,到自己研發設計、批發,最終形成自有品牌的所有過程。
黃沛民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近兩年虎門有一兩百個服裝品牌誕生,超過金融危機前一倍。以前接單生產的加工企業老板,現在大都退居幕后,引進職業經理人操盤,打造自有品牌。”
巨大的斷層
“虎門有不下1萬個服裝檔口,一個檔口背后就是一個服裝工廠,未來50%會逐步轉型成為小公司。”陳敬太無疑就是進入品牌領域的創業者,他略帶自夸地說道,“這才是虎門的中堅力量,不要小看它,這里面總有會發亮的。”
從松鷹所在的沙角到星辰國際所在的南面村,只能坐分段收費的公交或者數量不多且費用高昂的出租車。“以純”和“依米奴”孤零零處在虎門另一側的懷德工業園,與老工業區相隔甚遠,沒有熟人帶路,你甚至到不了“以純”這家東莞最大服裝企業。
事實上,只有以純才算得上是虎門唯一的超級品牌,純粹計算服裝的產值,以純位居行業三甲:在服飾行業,崇尚“輕資產,重品牌”模式的今天,以純自有工廠,并在構建快速的物流鏈,能做到真正的快速反應,在處理庫存、換季搶時機等方面具有優勢。
這是條與美特斯?邦威、雅戈爾(600177,股吧)截然不同的道路。
以純的老板郭東林是個異常低調的人,從沒有媒體采訪到他本人。低調的程度遠不止于此,曾有領導視察以純,內部報刊出版前,郭東林甚至要求同事將他從與領導的合影中“剪”去。
“2003年底,在廣州松園賓館,我們一個宿舍,談了很多,那時候郭東林就意識到要做品牌,這個企業不能靠來料加工貼牌、微薄的代工費生存。”嚴光躍回憶起他與郭東林的一次交往,“在頂峰時期,郭東林工廠人數和份額占虎門比重接近20%。”
如今,以純這個虎門最大的服裝企業貢獻的稅收早已超過3億元。現實的另外一面是,正如松鷹不足以體現虎門作為“南派女裝名鎮”的產業現狀一樣,以純在這個服裝世界也只能算是孤獨的潛行者。
當問起虎門服裝品牌時,他們會像背教科書一樣念叨出幾個品牌的名字,這之外呢?能給出回答的人以及能給出的答案都不會太多。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占據著制造業高地的虎門并沒有“生產”出多少真正叫得響的名牌。
東莞星達實業有限公司是虎門時尚女裝大企業,在產業上也被譽為繼“灰鼠”之后最有可能追趕以純的企業之一,距離虎門的超級工廠以純也不過300米的距離。公司旗下品牌“依米奴”在國內專賣店或加盟店的數量近2000家。
“我們跟以純是有比較大的差距,”星達實業董事長助理李木堅說,不僅如此,整個虎門3000家做品牌的服裝企業沒有一家能跟上以純步伐:虎門服裝品牌梯隊上有著巨大的斷層。
以純顯示的是虎門服裝的高度,從這高度往下看是一片空曠。
虎門規模以上服裝企業不過400家,多數企業仍是封閉式家族管理方式,以家庭作坊的形式進行生產。“制造”無數百萬富翁的富民、黃河時裝城依然延續20年前的經營模式,區別在于今天財富的產生不像過去那樣簡單。
富士康式生存?
“如果做低端有市場,它還是會做,如果沒有,它會選擇另外一種生存模式。”陳敬太說,“三五年之后你可以見證,這個市場會讓你感覺到如何做才能生存。”
因為服裝,虎門本地人在近二十年搖身變為“穿著拖鞋開寶馬”的城里人。但是這些城里人以及新莞人購買力仍是不足,本地人消費力嚴重外溢到深圳、香港。
從天河城高調進入虎門以及低調入場或許能看出繁華虎門背后真實的狀況:廣州知名百貨品牌天河城曾在此短暫停留兩年,最后只留下慘淡離場的背影。
城市GDP難以衡量他們的消費能力,從外貿轉向內銷的服裝企業其實并沒有太多動力來攻取高端市場。
市場釋放它的影響力,企業就是應市前行,否則只能倒下。
從2008年金融危機開始,廣東就試圖擺脫對低成本紡織業和電子產品制造業的依賴,轉而發展高端制造業和服務業。依靠服裝起家的制造業重鎮虎門也經歷一輪轉型升級的熱潮,今天熱潮似乎已經退去。
“在比較困難的情況下,政府又提倡轉型,我們不是為了轉型而轉型,轉型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生存。”虎門鎮人民政府經濟貿易辦公室副主任黃沛民并不贊同服裝產業“一刀切”的轉型,這個時常走進服裝企業的經貿官員認為,虎門并不需要當地3000家服飾企業都走以純的品牌之路,相反,一個金字塔形的服裝行業結構和布局更為合理:塔尖的企業拿品牌去闖市場,而塔底的企業接塔尖企業的單。
2008年,虎門一大批服裝企業在金融危機中倒閉,這或許是虎門服裝行業有史以來最激烈的競爭:一方面全球的優質服裝企業進駐中國市場,另外一方面,一直積蓄能量的服裝企業開始收購倒閉企業,壯大市場份額。
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對話網友時說,“廣東人優點是務實,缺點是太務實。”這種表述印證了廣東人改革開放以來的心態——小富即安。
“掙錢太容易,沒壓力去思考更多創新的想法,”大前研一認為這是阻礙中國企業創新的最大障礙。這句話一樣適用于虎門服裝產業。
不過,這種安逸的局面并不能持久,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化,虎門服裝向高附加值的業務轉型的挑戰是不可回避的。
黃沛民認為,現在做服裝品牌再也不像以前那樣簡單,“地盤都已經劃好了”。“如果奮斗了那么多年,我的企業仍然沒有打開品牌的局面,那么你可以考慮是不是我在生產方面有優勢?以前我們可以幫國外品牌代工,現在給國內品牌代工行不行?”
在一定程度上,黃沛民希望虎門大多數企業能夠走“富士康”一樣的代工路線,“每個產品的工序可以分得很細,只要做好一個工序,你就擁有一定的話語權。”
代工要求低調、謹慎甚至是封閉,這樣的服裝企業在虎門不算少數——人們習慣說東莞的企業家都是“悶聲發大財”。
“每年過完年,我都會去各大商場、各社區走一走,每年都認識一批新興服裝人,他們和老一輩服裝人比起來,在名氣和實力上并不遜色,但是他們更為低調。”黃沛民對虎門眾多服裝企業主的認識是“臥虎藏龍”。
雖然官方數據顯示虎門服裝企業只有3000家,但是坊間卻認為幾十個服裝批發市場中上萬個檔口所代表的加工工廠比官方的統計數據更為精準地表達了這個服裝制造名鎮的產業規模。
“上萬家加工工廠中有3000家已經具備品牌的意識,1000家在做,1000家在觀望,還有1000家在延續作坊式生產。”陳敬太介紹。
媒體顯然早已注意到,一直宣稱不做品牌的郭臺銘也開始在代工工廠之外陌生的世界尋找突破的可能。雖然臺灣代工企業不乏成功轉型的案例,但這條道路卻異常艱辛。
常規難題
黃河時裝城背后是十多個與之類同的服裝批發市場,視野延伸,你還能找到其余幾個服裝批發市場。“老富民”也位列其中,與其他幾個富民專業市場組成富民商圈。人們喜歡將這些服裝批發市場劃分好的1平方公里稱之為“中心區”——這里有客商,有服裝交易,也有著與之匹配、足夠龐大的貿易額。
正如記者此前所說,虎門“中心區”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稱之為服裝市場版的華強北。不過深入其中你就會發現,這里在人流、交易額以及現代化程度上與華強北都有不小的差距,更重要的是華強北電子商圈周邊有著良好的商業配套,而在虎門“中心區”你能看到的只有服裝。
即使虎門并不缺乏星級賓館,其五星級賓館總數甚至比內地一個省的五星級賓館還要多,但是對往來的客商來說,找個適合吃飯的地方比進行商業談判更讓人難以掌握。
不遠處的永安車站中一輛接一輛大巴引來虎門的一批批客人,能將他們吸引到這里的原因不會太多——服裝,或是服裝工廠。
松鷹的工廠距離永安車站有著一段不算遠的距離,如果你選擇公交作為代步工具的話,這樣的距離會耗費你不短的時間。同樣的道理,從永安車站到鎮口、博頭、懷德等工業園也會顯得漫長,透過公交車車窗你能看到虎門的繁華,也許還有這繁華中個體的渺小——數不盡的外來務工人員成就了今天的虎門,虎門也回報了無數創業者,只是今天這些務工者面對的是更加復雜的現實和不可預期的變化。
在虎門鎮博頭工業區最寬闊的一條馬路,約定俗成的招工地點。從這里的任何一個路口插進去,就是大大小小的制衣廠,陳舊的房子里,滴滴答答的機車聲響成一片。以純從鎮口搬到懷德工業園之后,這里顯得冷清不少。
長達一公里的鎮口大道,曾經有300大小企業一字排開,布展臺,發傳單——推銷廠房的明亮,待遇優越,接有意向應聘的到廠里看廠環境。
虎門作為“世界工廠”東莞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沒有詳細的統計數據顯示到底有多少外來務工人員在此駐足停留,但外界一直認為在虎門加工貿易的巔峰時期,全鎮常駐人口和流動人口接近百萬,現在則不足60萬人。
“服裝工廠數量增加了很多,以前生手我們不要,現在招工更不容易,我們只能培養生手。”胡長水表示。
這是松鷹轉型十年經歷最顯著的外部變化之一,同時也是以虎門服裝為代表的制造業所面臨的困境。
“你工資高還不行,住的環境、福利都要好,人家才愿意來,現在老的工人基本上回流,現在的工人基本上都是90后。”李木堅說,“90后衣食無憂,沒有生活壓力,忍受不了枯燥的工廠生活。”
新一代農民工已經取代他們的父輩,成為城鎮勞工群體中最龐大的一類人。工廠主對他們的認識是,“他們靜不下來學技術,也做不來苦工,他們多數挑的是服務行業,進工廠的比較少。”
網吧的蕭條或許能夠佐證以加工貿易為主的制造工廠面臨的招工困境。
有媒體報道,東莞最大連鎖網吧動感網吧即將消失,而東莞另一較大的網吧連鎖唐龍也已在去年基本退市。
東莞網吧行業此前一直發展迅猛。據報道,在東莞放開網吧經營權之前,黑網吧達到上萬家之多。2009年,東莞的網吧總數、總營業面積和終端數三項指標均居全省之首。
而現在東莞外來人口流失,以及智能手機、光纖的發展導致了網吧在數量上的萎縮。
虎門一家人才市場負責人稱,僅是服裝和電子業,當地今年的用工缺口將達到10萬人。
發改委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介紹,在東莞,現在的人口規模已經從原來的75萬下降到了60萬,虎門的人口規模也從原來的100萬下降到現在的六七十萬。城鎮居住人口的下降,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這些地區的產業更替。“當他們用更新的技術替代大用工量時,這些地區的人口需求也會下降。”
對于制衣、制鞋這種勞動密集型的行業,人工幾乎無法替代。更重要的是,現在珠三角很多制衣和制鞋企業,生產率已經幾近極限,提升的空間非常狹小。降低人力成本的惟一做法,只能是裁員,以及收縮規模。
為此,星達實業在去年更換了機械機,減少制作工序,并提高工人工資。在虎門還有專門的服裝機械設備的公司,分期償付使用機械的費用,一定期限后,機器歸工廠所有。
品牌企業沒有答案
跳出種種新聞信息制造的印象,知名經濟學家陳志武2010年在嶺南大講堂上的講話或許能夠解釋虎門以及東莞面臨的問題:稅收600多億元的東莞給253個民辦農民工子女學校的財政補貼不過1000萬元,平均到34萬農民工子女身上人均僅30元。而基于戶口的身份歧視和方方面面城鄉制度歧視,使農民工付出太多。
從這個層面來看,民工荒似乎是偽命題。財經作家蘇小和這樣表述:農民不是城市的流浪者,不是過客,每一個農民都是城市的主人。每一個在路上的農民,都應該知道,今天的遷徙,不是一種漂泊,而是尋找每個人在市場經濟中的合理位置。顯然,東莞沒能給他們本應得到的位置。
現在,胡長水盡量選擇不出工廠。在烈日下,遠離鎮區的沙角區寧靜得甚至聽不到工廠運作的聲響,綠色的廠房顯得空曠、孤獨。許多像胡長水一樣的務工者在虎門耗盡了青春年華,卻不一定得到想要的“回答”。
“做品牌,砸進去的都是錢,而且,你不知道,哪天會是個盡頭。”2000年到2002年,松鷹放棄規模與效益巨大的代工生產,在生產研發管理投入大量的資金創立自己的品牌,對于胡長水而言,那時的經歷就好像在黑夜中行走,沒有光,也看不見出路。
“創業是很辛苦的,你投入的精力與你的產出不相符,辛苦做出來的東西不一定很好賣,你賺的錢全部投進去還不夠,還要貸款發工資。”
現在,松鷹已經有400家專柜或專賣店,全國各地都有它的加工廠,代工的隊伍中甚至有法國、意大利、西班牙、日本、韓國的服裝工廠。
“服裝企業要知道市場動向,要不時推出新的產品。同時,它又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就算我不做企業我發給別人來做,但是我也要擔心它的質量。”黃沛民表示。
幾乎全國主要的服裝產區都有松鷹的代工工廠,這樣能以合理的價格獲得優質的不同類別的產品。不過,從它的代工廠分布圖中,虎門則是一片空白——即使這是一個女裝的王國,但事實上虎門男裝所占的份額并沒有外界想象的那么低。
2011年,“依米奴”出貨量超過500萬件。之前,最便宜的T恤49元,現在同樣的款式質量的衣服售價最少89元。雖然總量巨大,但事實上,星達實業的休閑裝的毛利不到20%——以5-5.3折出廠價給到加盟商,這還不包括各層級代理商該抽取的利潤,刨去原材料、人工成本,屬于星達實業的利潤并不多。
“我們不能一下子提太高,提太高,消費者接受不了,死路一條。我們提價的幅度遠遠跟不上原材料和人工成本上漲的幅度。”李木堅表示。
“依米奴”的困境或許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虎門服裝面臨的困境,即使有品牌企業在一系列外部因素的重壓下也舉步維艱——時尚女裝并沒有太多的附加值,沒有足夠強有力的品牌號召力就難以在市場的博弈中取得理想的成績。
更多有志于建立自己品牌的服裝工廠沒有邁過資本的門檻。
“銀行融資渠道說是很多,但實際上并不多,特別是針對中小型企業,然而確確實實需要幫助的也是他們,這很矛盾。”黃沛民稱,此前銀行還有互相擔保,“后來你不相信我,我不相信你,一夜之間一個企業可以倒閉。”
剛過去的4月,廣東21地市先后公布了一季度經濟數據,如果把這些數據收集起來,一張全省經濟地圖躍然紙上,而東莞以1.3%的G D P增速排名全省墊底——東莞取代佛山成為廣東第三市的愿望難以預期——這或多或少都說明加工貿易受阻的情況下,以此為生的東莞所遭遇的困境。
當人們都在討論服裝加工企業的品牌之路時,誰也不會想到虎門服裝品牌中的翹楚“依米奴”都只能勉強維持現狀,無法找到突破之路。更可悲的是,這樣的困境并不是個案,而是困擾整個虎門服裝產業的問題。
老一輩創業者可能會記起曾經虎門七大服裝品牌之一的“天倫”,其生產的女裝批發價都超過3000元。2001年,天倫砸下100多萬元在北京凱賓斯基飯店高調舉辦品牌發布會。旁邊就是北京著名的燕莎商業區,云集著北京的富士名流。不過,天倫的高調和超前定位并未帶給這個品牌相應的生命力,反而在此之后銷聲匿跡。
天倫和依米奴的境遇現實了兩種不同發展路徑相同的苦楚。現在,擺在依米奴們面前的難題是如何破除束__束縛,繼續前行。這個問題,沒人能給出答案。
被邊緣化的“虎門服裝”
文:劉靈君
6月14日,周四,在富民最繁忙的上午,三三兩兩的行人更凸顯了這個市場的冷清,曾經萬人“搶貨”的情景不知何時還會上演。“翹首以盼”用在此時穿著時尚的店主身上再合適不過,沒有生意,落寞和焦急寫滿了她們年輕的臉上。
不遠處,黃河時裝城也是同樣的情形,對于那些月租金1.5萬元/月甚至更高租金的店主以及他們背后的工廠而言,等待是他們不愿看到也難以承受的痛苦。
毫無疑問,這里是虎門最知名的服裝批發市場,這里走出了以純、依米奴、松鷹等一大批知名服裝品牌,并且新的品牌仍在孵化中。這一切都定格在富民的公告欄上市場簡介中。
人們不愿意相信的是,頭頂“南派女裝名鎮”光環的虎門仍沒有形成真正的服裝產業集群——數千家大大小小的制衣工廠零星分布在鎮口、沙角等各個村落或社區——只是制衣工廠自然的積聚。
今天,女裝在虎門服裝中的絕對主導地位已經開始動搖,男裝異軍突起,童裝的迅速發展都稀釋了“南派女裝名鎮”的成色。
2007年女裝在虎門整個服裝產業比重達到90%。黃沛民表示:“現在是百花齊放,什么產品都來了,這兩年童裝冒得很厲害,我們休閑裝也是比較強。”
現在,虎門服裝無疑是一種亂棍打天下的局面。
在虎門城鎮化和工業化的突進中,象征著“三來一補”加工貿易的太平手袋廠早已倒閉, “灰鼠”破產;“森域”甲醛超標倒閉;“中域”黯然離場……曾經的虎門十大服裝品牌已經所剩無幾,從此再也不曾有人提及“虎門十大服裝品牌”。
發展30年,虎門服裝留下巨大的遺憾:在擁有先天區位條件和后天產業優勢的情況下,逐漸浪費了無數創業者厚重的積淀,在產業的競爭中,虎門服裝的區域品牌在喧囂和神話中悄然隕落。
遷出虎門?
5月5日,星期六(002291,股吧),胡長水接到《南方都市報》駐東莞記者站記者李星星打來的電話,“有幾個企業總部搬走,你知道嗎?”“不知道,怎么說搬就搬?”
李星星解釋說,溫純把總部搬到深圳。
溫純是虎門土生土長的服裝品牌,品牌歷史已有十年,曾請胡歌、黃曉明等明星代言,在國內有上千家專賣店,位居虎門品牌服裝前列。
這樣胡長水感到詫異—一個企業將總部外遷,顯然不是拍腦子就能做出的決定—溫純出走只是個案,不過,虎門雖然有眾多服裝產業,但同質化也十分嚴重。
兩天之后,《南方都市報》東莞讀本刊登了“溫純”外遷深圳的報道—“上個月,公司把總部從虎門搬遷到了深圳寶安區,帶走了公司附加值最高的研發設計、營銷等部門,唯獨在莞留下了生產環節。”
文章中還提及包括“塔吉”、“伊韻兒”、“狐仙”等多家虎門品牌企業將總部搬遷至廣州、深圳。毫無疑問,這則報道引發了軒然大波。
同一天中午,胡長水和其他服裝企業的代表,應虎門鎮經貿辦之邀,參加了《南方日報》、《南方都市報》記者關于服企總部外遷個案還是趨勢的內部討論會。幾乎同一時間,虎門鎮政府另一側,東莞市委副書記姚康到虎門鎮就產業發展情況進行調研。
胡長水在新聞中的表態是,“虎門高鐵的通車、交通路網的改造,將令交通更便捷,企業總部外遷只是個案。”不過,“他們擔心個案演變為趨勢”—虎門一直在力推服裝產業聚集區、服裝總部經濟,如今品牌服裝的總部外遷,難免讓人心憂。
在東莞市統計局和經貿局發布的《2008東莞最大30家民營企業》名單中,7家入圍服裝企業全部來自虎門,溫純以及以純、異鄉人、依米奴、狐仙、松鷹、新虎威位列其中。
去年,異鄉人因為經營困難倒閉,溫純的外遷對虎門服裝業的觸動不可謂不小。
在這則新聞刊登兩天之后,溫純做出回應,只是部分職能辦公室搬到了其他城市,而這種搬遷僅僅是公司向上發展的運營方式之一。胡長水提出自己的觀點:“企業外遷主要是為了營銷布點或者人才引進,當公司布點達到一定規模后,很多都會撤回來。”
事實上,轉移工廠是一筆復雜的賬,外遷未必是最好的選擇。
“我的五萬平方米生產基地都在南柵,為什么要把總部搬出去?”伊韻兒總經理王穗生是土生土長的虎門人,他告訴記者,由于虎門服裝企業大多是生產與商貿緊密結合的,總部跟基地分開非常麻煩,不利于生產、管理和銷售,容易脫節。
然而,一種不為多數人察覺的事實上,虎門過往的商貿優勢正在一點點剝落。在參加廣東省經信委與廣東服裝協會就服裝產業的聯合調研時,陳敬太就曾表態說“不否認虎門被邊緣化”。
今天來說,虎門最初的地理優勢仍然存在,但在一定程度上卻演變成為某種尷尬的存在:處在廣州、深圳這兩大服裝生產基地之間,虎門的優勢并不明顯。從“三來一補”到自創品牌—廣州、深圳、虎門的發展路徑相同,結果卻迥異。
擁有瑪絲菲爾、卡爾丹頓、歌力思、淑女屋等全國知名品牌,深圳得以成就“中國女裝之都”的地位。
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廣州、深圳一直是虎門最明顯的競爭對手。當虎門服裝陷入一種重復使用多次,即將難以奏效的模式時,鄰居深圳的華麗轉身多少讓它有些措手不及。
服交會成色不再
在全國服裝產業的版圖中,深圳與上海、杭州、寧波、溫州為代表的“長三角”,以及泉州為代表的閩派各領風騷。每個城市都有一個產業鏈完整的品牌集群:杭州有江南布衣、紅袖、秋水伊人等女裝品牌;寧波有杉杉、雅戈爾、羅蒙集團、太平鳥等休閑時尚品牌;溫州則產生了報喜鳥、莊吉、美特斯?邦威、森馬等品牌;其中最知名的泉州產生了七匹狼、柒牌、勁霸、九牧王(601566,股吧)、利郎等一大批全國有影響力的品牌企業。
從前得益于包括制衣廠在內香港工廠內遷的深圳,今天扮演的是一個平等對話者的角色——香港是亞洲服裝集散地和東方購物天堂、國際著名的時尚中心,深圳則是內地的前沿陣地,這里有一年四季接連不斷的展覽會、論壇、流行發布會、企業訂貨會、街頭時裝秀等時尚活動,承載中“西”交流。
在香港與內地簽署“更緊密經貿關系協議”(CEPA)的框架下,深圳作為零距離接駁香港的城市,其作用變得更加明顯。
從另外一方面來說,深圳有“設計之都”的美譽,這里75%以上的服裝企業將銷售收入的5%-15%作為研發經費,而69.2%的研發經費用于新產品開發。這些錢沒有白白浪費——深圳女裝就開設了6萬多家分店或專柜,在一些大中城市的主流商場,深圳品牌女裝的銷量占到一半以上。
截至2010年,深圳服裝業實現產值1500億元人民幣,出口89億美元,服裝企業3500多家。
從政府層面來說,深圳連續三屆組團參加倫敦時裝展,并成功舉辦“時尚深圳”活動,隨后又在意大利羅馬舉辦了深圳時裝產業推介會。這是深圳服裝也是中國服裝首次躋身世界四大時裝展示會——當初為國際大品牌做代工的深圳服裝制造企業,開始頻頻出現在紐約時裝周、巴黎時裝展上,與國際一線服裝品牌同臺競技。
最讓陳敬太羨慕的是深圳的服裝交易會。自2001年開始,深圳市服裝行業協會就組織每年一屆的“中國(深圳)國際品牌服裝服飾交易會”,2004年獲得UFI國際權威展覽認證,是亞太地區規模最大、影響力最廣的服裝品牌展會之一。
事實上,當眾商家還沉迷在批發的高利潤時,虎門鎮政府舉辦了第一屆服裝交易會,開始引導批發老板打造品牌。至今,虎門服交會已經連續舉辦了16屆。
當時介入,顯示了政府的決斷能力——一個鎮辦帶有國際色彩的服裝交易會,這在廣東乃至全國都沒有先例。不過,除了規模、參會人數以及交易額,在二十多年內,虎門服裝產業并沒有實質性的改變。曾經帶領虎門服裝走向輝煌的服交會再也難以彰顯最初的魔力。
事實上,在最近三年,虎門服裝每年都組團北上沈陽、鄭州、武漢推廣,每年投入推廣的資金數百萬元,可是收效甚微:對于許多品牌企業而言,他們或許早已占據內地重點城市市場,而對于許多沒有品牌或是品牌影響力有限的企業而言,他們還無力北上。
陳敬太認為,當務之急不是推銷某個服裝品牌或者某些服裝品牌,而是擦亮“虎門服裝”招牌。
“只要誰想看女裝,他可以不去北京,但一定要來深圳,這就是深圳的亮點。”陳敬太說,“在廣州搞時裝周的時候是不是可以將虎門的產業集群在廣州亮相,如果虎門的產業集群在廣州、深圳、北京、上海‘銷售’,那么虎門將獲得更多曝光的機會,這樣虎門更多的品牌將從中受益。”
產業隔閡
夜晚,站在高鐵虎門站的候車站臺上,索菲亞(002572,股吧)酒店的燈光并不遙遠,周邊明亮的燈火顯示出虎門不亞于大城市的夜景。站臺另一邊,嘉華酒店高聳入云,大廈頂端的光柱,像一把劃破黑夜的利劍,在蒼茫的夜空中旋轉,暗示那里是東莞的后花園——厚街。
從這個角度來看,兩個中心鎮的距離如此之近。不過,物理空間上的緊密的背后卻是產業協作上的隔閡。
形成了30年后珠三角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那就是“多個小城鎮推動型”的發展模式。像東莞這樣的城市,干脆就是由32個鎮“拼湊”而成。
這種“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行政區劃結構,首先來自于地方經濟初始積累的匱乏,因此只能“有多少錢,辦多少事”;其次是“前店后廠”的加工貿易模式。
而在珠三角“落地”的制造部分再度分化為各種專業的配件制造和配套市場。珠三角各鄉鎮開始形成“產業品牌”意識,借助各類招商和博覽會,建立起自身在細分產業領域內的“區域品牌”。
媒體和市民對于東莞各鎮街交界處的“斷頭路”喋喋不休,卻很少提及它們在經濟上的隔閡。
“每一個鎮街都側重一個產業,因為避開與其他鎮街的直接競爭。”黃沛民表示。
“一鎮一品”成就東莞的強鎮和弱市中心,不過各鎮街在產業上卻也難以連貫,不能在2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形成某種協作的默契與機緣。
在整個珠三角區域內,制造企業遍及400多個城鎮,6個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共有20萬家鄉鎮企業、3萬家“三資”和“三來一補”企業。整個珠三角就像一塊集成電路板,上面密密麻麻地鑲嵌著IT、服裝、家具、燈飾、皮革等多個“產業簇群”。
虎門服裝產業盛名的背后是缺少知名品牌與產業品牌的落寞,這種落寞最直接的表現就是虎門甚至沒有一個專門的會展中心。而十多公里之外的厚街鎮,十年之前就因為名家具展、國際鞋展等展會而聞名,成為全國唯一的“中國會展名鎮”。
“厚街擁有設施先進的會展中心,可是虎門的服交會寧肯把會場設在一個服裝城的六樓,讓大家乘著擁擠的電梯參展,為什么呢?怕‘光’讓厚街給沾了。”業內人士表示。
制造業的成功往往不是各級政府的功勞,“企業總是要先于政府一步。”然而毫無疑問的是,政府在其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
在全球最有影響力的戰略大師邁克爾?波特著名的鉆石模型中,政府是產業競爭力中的至關重要一極,政府的力量和策略能夠調整其他的產業發展條件,形成有利的發展環境,在機遇來臨時抓住機遇,獲得發展。從最初成立個委會支撐服裝產業從地攤走向規模化經營,虎門鎮政府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今天這樣的作用正在逐漸弱化。
支撐不住的驕傲
對于飽受金融危機沖擊以及原材料上漲、資金乏力、不斷上漲的人力成本等因素困擾的服裝企業,虎門鎮委書記吳湛輝上任的三年極為重要。2008年,吳湛輝從市政府秘書長的崗位上平調虎門鎮委書記,對于強鎮弱市的東莞而言,中心鎮中排名第一的虎門,其主政者的地位遠非行政級別能夠體現。可是,在這重要的三年中,虎門服裝并沒有抓住可以救命的稻草,反而在時代的漩渦中沉淪。
在吳湛輝到任虎門之前,該鎮僅服裝產業一枝獨秀,因為吳湛輝的力主,虎門鎮的電子線纜產業被整合起來,并成為與服裝產業并駕齊驅的“雙龍頭”。在當年的一次產業升級大會上,吳湛輝表示,電子信息傳輸線纜產業是虎門鎮的重要支柱產業,要堅持高端化戰略,力爭到2013年,產業年產值和納稅額比2008年翻一番。
在虎門十大工程之中,電子信息工程(中國電子東莞產業基地)排在第四。該項目入駐的六家企業分別為南京中電熊貓信息產業集團有限公司、東莞中電桑達科技有限公司、東莞市中電愛華電子有限公司、東莞長城開發(000021,股吧)科技有限公司、中國電子器材深圳有限公司和中國電子東莞產業園有限公司。項目占地1588畝,首期投資56.38億元,全部由社會資金投資建設,建成后年產值達152億元,計劃2011年10月份動工,2012年底竣工。
10大工程,54個子項目中,高達532億元的投資唯獨缺少服裝產業的身影。虎門找不到一個像樣的服裝產業園,當然也沒有一個像樣的電子產業園,一切都還像萌生初期一樣隨意拜訪。在懷德工業園,“這邊前面是電子,這邊是服裝”。
另外一方面,缺乏企業的參與,也讓虎門的服交會失去原有的魅力。從一個細節或許就可以看出虎門服裝企業的個性,虎門經貿辦下管理者虎門服裝服飾行業協會、虎門服裝設計師協會、東莞市虎門服裝服飾行業協會紡織面輔料分會等三個行業協會,黃沛民希望行業協會由企業發揮主導作用,但這樣愿望在“低調”的企業主面前無法實現。
“絕大多數企業都從制造業起家,往往缺乏商業想像力。”中國服裝協會產業經濟研究所常務副所長陳國強的說法或許能表明虎門服裝企業的面貌——勤奮,卻安于現狀,于是乎,虎門服裝的未來似乎缺少可以想象的空間。
在官方的表述中,虎門服裝產業的優勢在于地理上的絕佳區位、完整的產業鏈以及數量眾多且不乏知名品牌的制衣工廠。
黃沛民表示:“一個想從事這個行業的老板帶筆錢到虎門,馬上就可以做服裝工廠。虎門是全國服裝比較重要的一個集群地,能夠引領女裝時尚。”
即使廣東擁有一個成熟的供應商和物流網絡,同時擁有規模龐大、流動性強的勞動力大軍,而那些內陸省份還在發展之中,而東莞就像是紐約或者倫敦,它吸引著整個國家的人才。
從另一些現象中也能看出些許端倪:曾經紛紛踏入富民取經的內地或者沿海兄弟省份,在過去的十多年中開始逐步建立自己的服裝市場,并逐漸形成區域性的服裝交易平臺。而各地崛起的服裝制造基地正是產業轉移的趨勢——虎門服裝這種低層次的產業并沒有什么獨特性,虎門的優勢并不足以支撐它的驕傲。
532億造城困局
文:劉靈君
從高處望向虎門,這個龐大的經濟體就像是一個巨大的工地: 54個子項目、總投資532.3億元的“十大工程”顯示了這個工地的分量。
2011年8月4日上午,規模宏大的“十項重點工程啟動儀式”在市鎮等一眾領導的注目下啟動——“造城”開始。
“十大工程”涵蓋城市框架、交通、體育、文化、教育、環保、“三舊”改造等諸多領域,為此虎門鎮財政投入112.65億元,418.24億元社會資金卷入其中,投資上億元的項目就達48個之多,其中超50億元項目3個,超10億元項目14個。
數額巨大的投資項目,顯示了虎門作為“中國第一鎮”的氣魄和野心。然而隨著鎮委書記吳湛輝調任市委副秘書長,狂飆突進的“造城”運動開始急劇減速。
造城是為了突破虎門發展面臨的瓶頸,但現實是532億元造城運動成為虎門當下最大發展瓶頸—城市經歷陣痛,同時,一直以來的服裝這樣一個主導產業在這場規模宏大的運動中要面臨被邊緣化的命運。
防空洞商城
在被綠色鐵幕包圍一年之后,太平廣場仍未見跟進的施工動作,仿佛最初犁庭掃穴、機器轟鳴的升級改造運動并不存在。現在,虎門標志性的“折斷的煙槍”雕像深藏在這鐵幕之中。
投資8億元的太平廣場改造項目以建設人防工程等名義投資建設,距離虎門鎮政府僅隔一條虎門大道,在興建之初就引發了巨大的爭議。
2010年下半年,太平廣場依舊如前,虎門鎮相關部門的官員就向記者透露太平廣場即將變身為地下商場。上世紀90年代虎門寨居委會向虎門鎮政府無償捐出太平廣場地塊,他們并沒有料到這塊公共用地會變成商業場所。這一切都不為人所知,卻又不可阻擋般沿著既定的方向發展。
虎門鎮政府一名官員曾透露稱,太平廣場的升級改造由人和商業全資投入建設,建成商場和收費停車場后收益歸該集團所有。而在媒體的報道中,東莞市城鄉規劃局副局長兼新聞發言人黃宇東卻表示不知情,東莞市城建部門也稱未發出關于“虎門太平廣場升級改造”的施工許可證。
太平廣場項目低調動工一年之后,虎門濱海大道和連升路交界處,人和商業另一個人防工程“地一大道”的銷售處則在鋪天的廣告宣傳中開張營業——這個號稱建成后將達到70萬平方米的項目,將成為一個全球服裝展貿平臺。
根據維基百科資料,人和商業控股有限公司是一家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零售業公司,其在中國發展、租賃和管理地下購物商場業務。
哈爾濱人和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創建于1995年,人和集團旗下人和商業控股有限公司。與一般商業地產開發商不同,人和商業主打“防空洞模式”:選擇全國主要城市核心商圈的地下部分,興建人民防空工程并在和平時期將其用作地下商城,通過出租商鋪或轉讓商鋪經營權的方式獲取回報。
人和商業認為,這種模式能令公司不受房地產行業諸多法律法規、稅收及政策的限制,不僅無需繳納土地出讓金及土地增值稅,同時還能豁免物業稅。2008年10月22日,人和商業在香港正式掛牌,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戴永革站在香港聯交所里舉杯微笑。
在北京CBD 地區散售商業地產而風靡業界的潘石屹毫不掩飾自己的質疑,認為人防工程并不具備運營商業的條件,直言自己不理解“防空洞”怎么能上市。
從各方面看來,這是投資銀行的杰作,鄭裕彤家族、易居中國和紅杉等著名私募投資人的鼎力支持也構成人和商業上市的主要原因。
人和商業的實際控制人是戴永革家族,家族財富達76 億元,是胡潤百富榜排名第68 位的富豪。人和商業香港上市后,戴永革家族持股市值已經超過百億。人和發家于哈爾濱的人防工程,其公司董事、執行董事等諸多高層人員在加入人和之前也多在哈爾濱經營事業。
依靠絕對壟斷的資源,人和商業連續五年毛利率都維持在65%以上,2011年全年實現盈利52.7億元,盈利較去年大漲40%。
大漲的原因在于人和商業把部分地下商場項目轉作投資物業,以重估方式入賬令盈利急升。有業內人士質疑,人和發展地下商場不存在擁有權,理應不可撥作投資物業以公允值模式入賬。
前不久,標普將人和商業長期企業信用評級由B+降至B。標普信用分析師陸楓指,下調評級是反映人和商業的物業銷售及流動性可能顯著轉弱,“人和融資渠道有限,難以回復強勁的財政狀況,在信貸緊縮下,其商業模式極為脆弱”。
這是一個超級的地下商業王國,也可以稱之為“地國”:全國19省30城市的地下商場均由人和商業一家公司開發,無需競標土地出讓權,關鍵就是和政府部門談。
賣掉富民
修路造城、人防工程以及其地下商場,諸多事件的中心人物正是虎門前鎮委書記吳湛輝。人和商業談判的對象正是吳湛輝。
虎門地一大道項目就是虎門十大工程之中“總部經濟、會展、物流工程”的子項目。雖然總部經濟、會展、物流工程計劃總投資105.5億元,但事實上,人和商業對虎門地一大道項目的投資就達到150億元。
這個建筑面積70萬平方米、多達60個出入__口的龐然大物即使放在全國也是最大地下商場。“把虎門所有服裝批發市場的檔口都填進去還填不滿。”某服裝企業負責人表示。
不少人對此提出質疑:縱使虎門經濟基礎雄厚,高收入人群數量龐大,但畢竟虎門只是一個鎮,大量中高檔綜合商城爭相入駐,虎門這個有限的市場容易飽和,虎門的人流量難以支撐起眾多綜合商城。本來就冷清的虎門服裝市場,再建“地一大道”這樣超級商場豈不是雪上加霜?
“地下都被挖空了。”上述批發市場負責人說,更糟糕的是,因為修路,“中心區”在過去的一年中變成“孤島”—— 客商進不去,商戶出不來。
“動不了,就在車上慢慢等。”富民服務有限公司總公司辦公室副主任江華洲坐在富民商業大廈中訴說著他為此經歷的痛苦:“從我辦公的地方走到這里來,高峰期要一個小時。”
富民商業大廈被稱為“老富民”,距離富民總公司不超過1公里車程。
“一個月就恢復地面交通,它的協調能力大概是第一流的,人和的地下項目快速施工能力同樣是很了不起的。”有商戶表示。
即使此前虎門就因為城鎮規劃和道路建設之后飽受詬病,但是數十項道路工程在不足10平方公里的虎門鎮中心區全面鋪開時,整個虎門鎮變身為超級“大工地”,行人、客商、商戶對此多有怨言。
“這么多年,虎門一直在進行城市形象提升,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在吳書記手上,步子邁得非常大,”當地人士稱,“按他的規劃,光道路建設就要投100多個億,在21個月要把這筆錢花出去把路修好。”
即使虎門長期占據千強鎮頭把交易,但是虎門財力畢竟有限。在“十大工程”中,虎門鎮財政投入112.65億元,縱觀虎門這些年的經濟發展情況,2011年全鎮生產總值雖然達到310.5億元,但鎮本級可支配財政收入也不夠20.4億元。
最富有的虎門在“造城”運動中傾盡家產。
在“造城”之初,虎門鎮用富民服裝商務中心和農副產品批發市場在銀行抵押貸款15億元投入“造城”。在此之前,舊富民大廈還一次性將1360個鋪位以租20年、送15年的方式與投資者簽訂了合同,收回11億元。
富民前一任總經理、虎門鎮黨委委員林超明在卸任時做報告稱:“富民這三年貢獻給政府7億多元,6億來源于35年租金,1.5億元效益收益。”
江華洲介紹,在出售35年商鋪經營權之后,“鎮里就對富民進行徹底改制,把富民推向市場,說白了就是把富民賣給民營企業,但富民這個牌子怎么辦,也沒有說”。
2011年12月1日,東莞市產權交易中心在《東莞日報》刊登了一則產權轉讓公告,該公告稱,東莞市商貿龍頭企業虎門富民公司已經將旗下7家企業整體打包掛牌轉讓,掛牌底價為9.0831億元,保證金1.9億元。該公告期限為2011年12月1日至12月30日。這引起了媒體和社會的廣泛關注。
虎門鎮政府有關負責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富民改制并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政府出售富民后拿回一筆錢,“其實是通過改制為城市和服裝產業發展作出一些貢獻。”虎門政府提出的條件相對比較苛刻,但并不會讓接盤者無錢可賺,“政府會有一些專門的扶持政策,但具體的條件很復雜,只要答應條件,誰夠膽都可以來做。”
坊間一度認為人和商業將全面接手富民,虎門某服裝批發市場負責人稱,“這就是為人和量身定制的。”
廣州某專門經營專業市場的商業地產公司曾有意競購富民,其負責人表示“水太深,摸不透,關系太復雜,我們不想陪太子讀書”。他口中的“太子”就是人和商業。
“我們開出的條件就是,摘牌的企業要在兩平方公里內的范圍內拿出2000個鋪位補償富民的商家。”江華洲說,“這個條件誰能滿足呢?沒有誰能滿足,只有人和,只有地一大道能滿足這個條件。”
“辦市場需要市場資源,在整個虎門或者廣東,市場競爭白熱化,都在搶占市場資源。”江華洲稱,富民擁有虎門最多的專業批發市場和商戶。
而據媒體報道,虎門鎮政府為確保十大工程能順利開展,將進行部分占地項目的拆遷轉移工作,富民鞋城將在2012年7月前__完成整體拆遷工作,借此機會原富民鞋城業主紛紛爭先入駐虎門地一大道。
江華洲表示,“做商業不敢打包票,除非用行政的力量把商家遷到里面,否則這需要很長一個時間。”
有商戶直接嘲諷道:“陽間的事都做不好,陰間的事怎么還能做得好呢?”民間認為陽間即地上,陰間即地下。
服裝產業色彩淡化
關于富民的種種猜想最終沒有落到紙上,人和商業在拍賣截止日期前并未參與其中。在掛出公告的一個月后,這場引起社會廣泛專注的公開轉讓便戛然而止。
2011年12月31日,也就是掛牌轉讓的最后時限,富民產權交易正式終結。對此,虎門鎮政府給出的答案是部分商鋪業主對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有不同意見,且轉制資產價值發生重大變化,因而終止交易。
不久后,從東莞市政府秘書長一職調任虎門鎮書記任職3年5個月后,吳湛輝又平級調回市區擔任市委副秘書長。歷史有時候極為相似:2008年9月4日,同樣是沒有任何預兆,東莞市委組織部在虎門鎮召開人事任免大會,宣布吳湛輝任虎門鎮委委員、鎮委書記,并提名鎮人大主席。
而按照中國官場的慣例,1967年7月出生的吳湛輝正值壯年,下放到東莞最富有的中心鎮虎門擔任書記一職顯然早就為他的仕途埋下了上升的伏筆,然而3年多的“鍛煉”換回的只是平調。這也被媒體稱為是一次可以有太多解讀的人事變動。
2012年2月21日下午,在虎門全鎮領導干部會議上,東莞市委組織部肯定了吳湛輝在虎門3年工作所取得的成績,稱其為虎門經濟發展勞心竭力,流下了辛勤汗水。在宣布完任命之后,強調“此次職位調整屬正常人事調任”。
在《南方都市報》的某篇報道之中,虎門儼然是口罩之城,堵車之城。2011年11月22日,吳湛輝就造城問題接受媒體采訪時稱,“由于政府宣傳到位,目前老百姓對交通問題都很理解”,但這句話在民間引起了較大反彈。
一個頗有意思的場景定格在那些見證者的腦海中:在吳湛輝某次到富民視察時,有數個商戶指著吳湛輝罵道,“你搞得我們沒法做生意,還讓不讓我們活?”吳只好尷尬地回應,“路修好了就好,路修好了就好。”
江華洲表示,“由著規劃圖紙上的東西都落到實處,也是一件有功德的事情。”不過,虎門建設的腳步早已慢了下來,連升路的鐵墻已經圍了七個月,遲遲未見動工的跡象。
“他氣概是很大,我們有句老話叫量體裁衣,看菜吃飯,你有多大能量做多少事情,要因地制宜,因時制宜。”江華洲對吳湛輝的評價或許能代表很多虎門人的看法,對于吳湛輝在虎門3年多的政績,“只能有待各方面根據實際情況評估”。
而對于虎門服裝而言,吳湛輝主政的三年是失落的三年。因為企業權責不明、管理混亂,投資者商鋪沒有兌現等歷史遺留問題而進行拍賣的富民更是上演了一幕鬧劇,這或許意味著虎門一直以來賴以為支柱的服裝產業地位的滑落。
“虎門十大工程也沒有把服裝納入其中。”東莞市星達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助理李木堅介紹道,“當時虎門提出三大產業,服裝的色彩已經淡化,做大做強光纖電纜,第二才是服裝,第三是旅游觀光。”
在吳湛輝上任虎門之前,虎門七大品牌之一的“灰鼠”就因為擴張太快管理跟不上而倒閉。“就是差一點錢而已,資金鏈出問題。”一位虎門服裝業人士表示。
虎門鎮副鎮長潘繼軍在與企業代表進餐時曾說,鎮里面可以出手救,但最終沒有救。
“一個牌子死了之后,再想扶植一個品牌太難了。”前述人士表示唏噓。政府的對服裝產業搖擺不定的態度更讓眾多服裝企業感到莫名的失落。
在廣深高速進入虎門鎮區的人口,開業至今已近3年的富民商務中心原來的近千服裝批發檔口只剩下數十個還在開門迎客,整幢大廈人氣稀疏。
曾經人滿為患,日入百萬的富民與黃河如今并不見多少熱鬧的氣息。人們關心的是在轟轟烈烈的造城運動之后,這個城鎮未來之路究竟通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