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商史話——漫談義烏商史中的幾個具體問題

    商業是義烏經濟生活中的主旋律，“興商建市”是引導義烏經濟起飛和不斷繁榮的戰略方針。對義烏商史的研究，眾所矚目，意義深遠。本人在義烏工作多年，曾是某些情事的親歷者，也曾是全縣情況的綜合者和匯報人，對史情有所了解。今年，為撰寫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文章，進行了一些溫故和采訪。現以漫談隨感的方式，對商史中的幾個具體問題，表達一些粗淺的看法。
　　一、植根在物質生產基礎之上的商業文化
　　研究經濟工作，時興文化探源。義烏的商業文化，集中表現在始于敲糖換雞毛的行商隊伍，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發市場。而敲糖換雞毛的行商，則出自生活所迫，生產所需。
　　多年以前，機關干部下鄉勞動，常常跟著農村小伙子，在剛剛插過秧的稻田里塞秧根。塞秧根的肥料，是用雞毛、鵝毛、鴨毛、頭發，拌和焦泥灰、人豬糞制成的“和毛”。塞秧根也稱塞“和毛”。原縣科委副主任黃乃斌、農業局副局長王時龍，堪稱義烏農業的技術權威。他們對我說，制作“和毛”的原料，以雞毛和頭發為主。插秧以前，先將毛發切碎，在人尿中浸泡半個月以后拌和使用。毛發富有高蛋白，是上好的有機質肥料，能改良土壤，形成團粒結構，肥效長。毛發含有氮、磷、鉀三要素，以氮為主。在缺少化肥的年代，氮素肥料彌足珍貴。老農民告訴我，毛發有纖維，將其它肥分粘聚在一起，緊貼在秧根上，不易流失。不但稻苗吸收快，轉青快，有效分蘗多，而且稻莖硬，不易倒伏，有利揚花結實。一般來講，用“和毛”塞過秧根的田塊，每畝可增產稻谷一百市斤以上。
　　這種科學制肥、集中施肥、節約用肥的方法，首先出現于義烏東鄉和部份北鄉地區。那里的土地瘠薄，產量低下，農民生活困苦。從史書的插畫中可以推理，早在南宋時代，當地農民為生活所迫，生產所需，創造了“和毛”塞秧根的施肥方法；而為了尋求“和毛”的主要原料，出現了敲糖換雞毛的行商隊伍。明清時代，隨著農業生產對毛發需求量的不斷擴大，形成了一個以義烏為中心的行商網絡。其足跡北至淮河兩岸，南及湘江源頭，東臨甬溫沿海，西達鄂川山區。四面八方的雞毛，紛紛云集義烏。
　　貨郎擔
　　如此廣泛而持久的行商實踐，必然會蘊育出義烏特有的商業文化。其內涵何在？據我觀察，起碼有七：
　　第一、滋生了商品交換的意識。過去，農民習慣于用自己的產品向地主交租，或出售以后換取生活用品。挑貨郎擔外出以后，他們用自制的麥芽糖，后來又用小百貨換取雞毛，從中親歷了以物易物、等價交換的實踐，懂得了產品可以轉化為商品并不斷增值的道理，而且認識到貨幣可以充當一切商品等價物的特殊功能。于是，單純的種田人轉化為亦農亦商的生意人。
　　第二、練出了刻苦耐勞的精神。出門在外，風餐露宿，跋涉在山道溪澗，穿行在雜樹叢林，走遍了偏僻山村。長期的磨練，造就了敲糖人不怕苦、不怕累的堅強性格。他們從不在困難面前輕易退卻，總是付出艱辛，排難而進，不換回整擔雞毛，決不含羞回轉家門。
　　第三、培育出誠信經商的品質。在客地拿到雞毛或廢品，一定要以糖或小百貨予以酬謝，從不挑起擔子，一走了之。如此待人，才有日后的生意。時至今日，義烏市場流行著這樣的經商格言：自己要賺錢，首先要使別人也賺錢，這才有源源不斷的回頭客。國家質檢總局給義烏市場授予全國唯一的《重合同，守信用》的金字招牌，就是因為義烏人有著這種品質的傳承。
　　第四、形成了節約儉仆的風氣。敲糖人不但換雞毛，而且收購廢銅、爛鐵、龜底、鱉殼、雞內金、破碎布和舊棕衣這些廢舊物資，經過他們的轉手投售，成為有用之物。他們以節約為榮，以浪費為恥，處處精打細算，集腋成裘。于是，義烏人做生意，不怕件頭小，不嫌利潤簿，善于簿利多銷，快進快銷。國際化的市場，與“小”字結下了不解之緣。
　　第五、出現包容和諧的涵量。每一個敲糖貨郎，都有一個落腳點、棲身地。他們與東家和睦相處，如同親戚一般；而同行的敲糖人，各有各的商路，從不搶生意，很少有矛盾。在長期的實踐中，他們懂得了和氣生財的處世之道，出現了海納百川的涵量。這就不難理解，敲糖貨郎出身的企業家，如今竟能把上萬人的企業，管理得員工愛廠如家，秩序井然。
　　第六、激發出好學創新的能量。出門經商，接觸面廣了，大開眼界。層出不窮的新事物，勾起了敲糖人學習外地經驗，回鄉創新創業的欲望。福建的制糖技術，外地雙季稻栽培、蕃芋窖藏技術的推廣，青棗、山花梨品種的改良，都可能有行商回家人的功勞。而今義烏企業求知若渴，博采眾長，立志創新，高位突破，不正是敲糖人好學創新能量的繼續釋放嗎？
　　第七、強化了愛鄉戀家的情結。義烏人的孝道，曾經感動群烏為顏父銜土筑墳。大年春節，身在異鄉為異客的敲糖人，目睹別人家家團聚的情景，倍思家鄉父母妻兒的骨肉親情。于是，他們加快步伐，企求迅速換回整擔的雞毛和頭發，爭取早日回鄉與家人團聚。古代流傳下來的“金鶉鴣，銀鶉鴣，飛來飛去飛義烏”的民謠，成為行商者的座右銘，一直盛傳至今。
　　文化是什么？文化是在一定的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基礎上，發生和發展的社會精神生活形式的總和。義烏人在敲糖換雞毛實踐中，形成和升華了的意識、精神、品格、傳統和情結，就是生意人的精神生活，也就是義烏的商業文化。這種文化的繼承和發揚，已經造就了經濟騰飛的奇跡，也將為義烏帶來更加燦爛光輝的明天。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存在決定意識。農民為生活所迫，需要增加物質生產——為增加物質生產，創造了“和毛”塞秧根的施肥方法——為收集“和毛”原料，出現了敲糖換雞毛的行商隊伍——在行商的實踐中，創建、形成和升華了商業文化——文化反作用于經濟建設，造就了國際化的中國小商品城。我想，這條思路，符合科學的原理，也貼近義烏的實際。至于，是什么精神力量使義烏農民看到雞毛的功能，創造“和毛”巧施秧根肥料的方法，它的文化淵源又是什么，那就該另作更加廣義的、更高層次的研究了。
　　二、農業集體化時期未間斷過的商業細流
　　有的人好用對比的手法解說歷史，往往把過去說得一無是處，以襯托現時的光明和成就。曾經流行過這樣的說法：過去把敲糖換雞毛當作資本主義批判，當作“尾巴”割掉；現在可好了，小商品市場開放，貨郎擔到處可挑。這些話，與事實不盡相符。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階級斗爭為綱的理論和實踐籠罩著中國大地。從糧食統購統銷開始，農民就吃盡了批判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苦頭。回顧歷史，接受教訓，訴說過去被批之苦、被割之痛，完全在情理之中，無可非議。有的農民抵制不等價交換的糧食統購，把糧食投售于“黑市”或從中購糧充饑，被指責為破壞國家計劃，憂亂經濟秩序；有的農民自產自銷副產品或開展建筑、運輸活動，被打成“地下工廠”、“地下包工隊”、“非法運輸隊”；有的農民為建房者砍運木材，被誣為“投機倒把”。他們之中，有的被批斗，有的被罰款，有的被判刑勞改，導致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種悲慘的歷史，不能再重演了。
　　但是，我在采訪中發現，單純的敲糖換雞毛活動，與上述被批斗的內容不同，并不在割“尾巴”之列。時至今日，還未找到因單純換雞毛而被斗被關的例子。我想，這與我接觸面不廣、采訪不深入有關。不過，從我曾經接觸過的、來自區鄉的大量匯報材料表明，在漫長的農業集體化時期，義烏農民敲糖換雞毛活動是合法存在的，基本上沒有遭受批判和取締；或者批而不倒，“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了。
　　第三代市場
　　敲糖換雞毛的營生，辛苦吃力，收入微簿，農民自嘲為“討飯生意”。它為什么有如此倔強的生命力，以致在階級斗爭為綱的集體化年代，亦從不窒息，恰似那涓涓細流，一直流淌到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呢
　　這是因為，它有利于農業增產。莊稼一枝花，全靠肥當家。這在“大躍進”以后嚴重缺肥的三年困難時期，表現得尤為突出。出人意料的是，土質瘠簿的義烏縣，在金華地區內，于1963年第一個實現糧食畝產跨《綱要》（800斤），于1970年第一個實現畝產超千斤。究其原因，義烏享受生豬獎售化肥的政策，有著重要的作用；同時，敲糖換雞毛的貨郎擔，提供了大量有機質的秧根肥源，功不可沒。文革前夕，省委調義烏縣委書記趙仲一去金華縣擔任縣委書記，省委第一書記江華向他交待的任務就是，推廣義烏經驗，在金華實現800斤。文革以后，趙仲一擔任書記的金華地委召開農業電話會議，向全區各縣推廣義烏“和毛”塞秧根的經驗，主講人就是曾任義烏縣委副書記的地委副書記片寶森。義烏的糧食增產，與鼓糖換雞毛的行商活動，是密不可分的。
　　這是因為，它有利于集體經濟的壯大。盛行“和毛”塞秧根的生產隊，每年都要向農戶分配交毛任務。我采訪過的廿三里一戶農家，每年交毛的任務是80斤。生產隊按交毛量記工分，參加年終分紅，既有分值，又有勞動糧。完不成任務的，要扣罰工分。因故未出門敲糖的農戶，往往要向毛源多的農戶通融拆借，以完成自己應上交的任務。這樣，生產隊的秧根肥源，就有了制度的保證。貨郎擔的個體經營，也因此納入了集體經濟的軌道。敲糖人挑貨郎擔出門，每年有三個時段：一是春耕插秧以后，至夏收夏種以前；二是晚稻封耙上岸以后，至秋收冬種以前；三是農歷12月15日以后，至次年元宵節前后。這全是農閑時節，勞力外出對集體生產沒有影響，反而為生產隊增積了肥源。
　　這是因為，它有利于利廢手工業的發展，增加社會財富。廿三里社辦羽毛加工廠，收購農民完成交隊任務以后余下的雞毛，揀出其中的好毛制作雞毛撣帚，供應外地的日用品公司。全廠年產值40多萬元，廠長是人們尊敬的軍屬模范虞小玉。公社利用廠中的積累，修了引水渠，建了大會堂。平疇、下駱宅等地，也相繼出現了隊辦羽毛加工廠。敲糖人還將廢鐵賣給鑄造作坊加工鐵鍋，將碎銅賣給永康人熔制銅杓，將舊棕衣賣給義西人紡棕線織棕棚，將破布賣給家庭婦女納制布鞋，使廢品得到充分利用，創造新的價值。
　　這是因為，它為醫藥部門提供了寶貴的藥材，用以治病救人。敲糖人收集和出售的廢品，有的在醫藥上有特殊的功能。龜甲，養血補心，益腎強骨；鱉殼，滋陰清熱，潛陽熄風；雞內金，消積食，止遺尿，化結石。這些藥材，有多少，醫藥公司就收購多少。金華地區其它縣市收購的雞內金，每年只有幾斤、幾十斤，而義烏醫藥公司收購和上交的卻有幾擔、幾十擔，收購量居全國首位。有的名中醫在開方以后對病人說，藥中有義烏人提供的雞內金，質量可靠。
　　這是因為，它為出口創匯提供了富有特色的商品資源。敲糖人或羽毛加工廠，從雜亂的雞毛堆中，揀出鮮艷奪目的公雞“三把毛”，出售給求貨若渴的國營土特產公司，成為義烏出口創匯的傳統商品。美歐等發達國家的企業，將“三把毛”裝綴在高貴的禮帽上，賣價倍增。義烏土特產公司的負責人，年年都為敲糖換雞毛的合法性，及其對出口創匯的作用大聲疾呼，很少有人阻止他的宣傳。
　　這是因為，它有利于群眾的生活安排。農民從集體經濟中分配到的收入不多，生活困苦。他們將多余的雞毛賣給羽毛加工廠和自發形成的雞毛市場，將揀出的公雞“三把毛”和各種廢品，分別賣給有關公司和作坊，從中得到一筆額外的收入。同時，在行商的過程中，附帶進行紐扣、針線等小百貨的買賣，也可賺到一點小錢。這些在集體經濟以外得到的收入，解決了大部份農戶油鹽醬醋和小孩上學的問題，也有的利用行商的積累建起了住房。
　　還因為它的活動，并不影響社會的治安。所謂舊社會中的“敲糖幫”，本來就沒有嚴密的組織體系。鎮反運動中取締反動道會門以后，誰也不愿意與“幫”字有牽連。因此，義烏人出門敲糖換雞毛，全是個體行為，并無拉幫結派，不會在外地形成一股勢力。他們各有各的商路，各有各的棲身東家，未聞有在外地鬧事打群架的現象產生。江西贛南廣場，塑有義烏老農為贛南伢童提供糖塊的雕像，生動反映了義贛人民和諧相處的景況。
　　因此，義烏人敲糖換雞毛的活動，得到了政府的認可、支持和提倡。縣委和縣府一直把“和毛”塞秧根看成是稻谷增產的重要措施，對外出換雞毛采取開放的態度。浙江省商業廳和財政廳，于1961年就下達了《關于支持公社、生產隊集體換取雞毛等雜肥問題的聯合通知》。緊接著，本縣的對口部門立即發出了《關于安排生產隊利用農閑季節集體外出以小百貨換取雞毛雜肥的通知》，而且發放了臨時許可證和購物簿，憑薄可向百貨公司或供銷社批購供換雞毛的小百貨。至于生產隊發出的副業許可證，那就更加難以數計了。這里需要說明的是，所謂“集體外出”，并不是集體行動，而是個體行為要通過交毛記工分，與集體經濟掛勾，對生產隊作出貢獻。
　　由此可見，農民敲糖換雞毛的作用及其合法性，在農業集體化時期亦毋庸置疑。這是義烏商史得以傳承、不致間斷的重要環節。但也必須看到，在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特別是在“大躍進”的日子里，敲糖換雞毛的活動也曾受到制約。為了集中力量建水庫，為了湊足人數搞運動，不少農閑季節禁止勞力外流，貨郎擔挑不出去。對那些“不聽話”的外出者，就采取批斗等強制性的措施，斗一儆百，馴服群眾。不過，水庫歇工或運動高潮過后，貨郎擔又成群結隊地出門了。
　　農業集體化時期，義烏農民敲糖換雞毛的商業活動，就象一股涓涓的細流，在計劃經濟的夾縫中靜靜地流淌，綿延不絕。它一直流到改革開放的年代，終于匯成波濤寬闊的洪流，在義烏這個不起眼的小城，出現了浩翰的、萬商云集的小商品海洋。
　　三、三中全會以后，特別是包產到戶以后出現的寬松環境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宣布放棄階級斗爭為綱的理論和實踐，要求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縣府隨即撤銷了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外出做生意的農民明顯增多。1981年，根據金華地委書記厲德馨的統一部署，義烏農村全面實施了包產到戶的重大變革。廣大農民擺脫了“一大二公”組織的束縛，頓覺自由的難能可貴，大膽地從事能使自己增收的各種副業。義北農民大辦服裝廠，引來各路客商的競相采購，嶄露頭角的大陳襯衫擠進了大城市的商場。義東農民更多地挑貨郎擔出遠門，不但用糖換雞毛，而且將鞋帽、圍巾、玩具、鏡框和化妝品等價值高于針線的日用百貨，運銷到沒有商業網點的偏僻地區，大受當地群眾的歡迎。義南農民從事皮件加工，新手套、新皮包層出不窮。義西農民重拾穿棕彈棉花的營生，穿村走巷，服務于民。山區的農民利用就近的薪柴制作豆腐皮，暢銷于大城市的菜市場。產糖區的農民，用自產的糖蔗到機制糖廠換取批量的白砂糖，帶著技工，運到北方青棗產區，就地切棗烘棗，加工金絲蜜棗，結束了北方青棗只曬紅棗黑棗的歷史，使青棗的產值大增，實現了南北技術大交流。當時的經濟領域，真可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多種經營，萬紫千紅。在那空前自由的日子里，農民走南闖北，長途經商，雇工辦廠，不必上級的“允許”，也不愁割“尾巴”的利劍逞兇。其心情之舒暢，言談之興奮，在我偶然的一次接訪中可見一斑。
　　這是一個秋高氣爽的日子，一位穿著整潔的青年農民走進縣委辦公室，語聲和善地對我說：“邵主任，我要求你平反。”
　　時任辦公室副主任的我，不解地問：“你有什么案子要平反？”
　　“1977年在全縣批判資本主義的大會上，我被迫坦白交待了做生意的問題。發言稿是經過你修改的。”
　　“喔，修改發言稿是我們辦公室的經常工作。我與你素不相識，不是我強迫你上臺坦白的呀。不過，那年批判資本主義是錯誤的，應該向你道歉。大會以后，有沒有受過處分？”
　　“沒有。坦白從寬了。”
　　“沒有處分，不成案子，無反可平呀。”
　　“我不一定要求平反。我是想向你們當干部的說明，如能同現在一樣可以自由地做生意，當年我就不必上大會坦白了。現在黨的政策真好。”他笑容綻開，喜氣洋洋。
　　我說：“同年弟，看你高興的樣子，想必是做生意發財了。”
　　他不置可否，說了一聲“謝謝邵主任”，笑咪咪地離開辦公室，輕盈地走出縣委大門。這就是三中全會以后，特別是包產到戶以后，農民如釋重負，經商發財的喜悅心情。
　　成群的義東農民，歡快地挑著貨郎擔出行，對用以換毛和貿易的小百貨，產生了更大的需求，于是，義烏第一個小百貨市場，在東鄉的廿三里應運而生。場址首先設在公路邊的一個曬場里，后來又搭建了專業市場。有貨源的農民，放下貨郎擔，在市場里從事小百貨批發經營。義東區工商所和稅務所入場進行管理，并按章收取管理費和稅款，是政府對市場的正式認可。有關部門在金融、運輸、郵電等方面，對市場進行配套服務。到市場進貨的客商，主要是換雞毛的貨郎擔，也有包括來自貴州、湖北漢正街的外地采購商。這個市場有場地，有買賣，有管理，有服務。它的興起和開放，是實實在在的；用義烏方言來講，是“真箍抽”的，“十八力”的。當時義東區委的前后任書記是呂聲白、吳金泉，擔任過區委副書記韋純龍、張其輝、余鳳林、王時龍、陳建文。其中王時龍和金鳳林還兼任過廿三里鄉黨委書記，具體經辦人有工商干部駱中憲、稅務干部葉漢云等。他們都是歷史的見證人，但從未吹噓自己是第一代市場的創始人，因為在他們的心目中，人民群眾才是創造歷史的主人。
　　在寬松的經濟環境里，長途運銷的批發貿易迅速繁榮起來。廿三里市場不夠用了，生意人迅速向交通便捷的、城陽區所屬的稠城鎮轉移。北門街（還有縣前街、朱店街的部份地段）攤頭遍布，人頭擁擠。縣府成立稠城鎮市場整頓領導小組，將與朱店街并行的城中河，蓋上水泥板，把市場轉移和集中到湖清門地段上來。在市場發展史中，湖清門市場的建立，是一個階段性的進步。雖然它還沒有脫離“草帽”市場、馬路市場的原始狀態，但是它有了相對固定的攤位，有了初步的“三證”管理，有了較好的經營秩序。在整頓和建設市場的過程中稠城鎮委書記楊守信、縣工商局副局長葉榮貴、城陽區工商所長孫章寶工作積極負責，立下汗馬功勞。
　　文革以后至今，在義烏的商史上出現過八個小商品市場。其順序是：廿三里、北門街、湖清門、新馬路、城中路、篁園路、賓王路和福田（國際商貿城）市場。不知那一篇文章開始，把1982年9月開張的湖清門市場，定格為義烏第一代小商品市場，謬誤由此而生。解說歷史的對比手法，把湖清門開市以前的義烏城，描繪得不準群眾經商，割“尾巴”的黑風盛行，生意人不得不跑進縣委大院，要求開放市場。同時，虛構的“四個允許”（允許農民經商，允許農民長途販運，允許開放城鄉市場，允許多渠道開展競爭）應運而生，廣為引用；將有的領導干部，吹捧為寧愿丟烏紗帽也要“開放”市場的“豐碑”。而又有的干部不服氣，聲稱義烏第一代市場，是自己冒著可能要坐牢的風險，毅然決定“開放”的。對第一代市場開放的敘述，奇談迭出，一片混沌。
　　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全國歷史的轉折點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義烏經濟形勢的轉折點是農業包產到戶。無視廿三里和稠城北門街市場早巳開放并興旺的事實，把湖清門市場定格為義烏第一代市場，看成是經濟發展史上的分水嶺，這是對包產到戶以后出現的寬松環境體會不深，也是對三中全會重大意義認識不足的表現。重溫當年的形勢，回歸歷史的真實，應該承認廿三里、北門街市場與湖清門市場的同等地位，取銷義烏市場一至四代的提法，如同賓王、福田市場不稱為第五、第六代市場那樣。這對于統一思想認識，消除商史中個別的不實之詞，避免圍繞“誰是第一代市場創始人”的問題糾纏不休，有著現實的作用。
　　廿三里雞毛市場
　　從全面實施包產到戶，直至湖清門開市這整整一年的時間中，義烏的經濟環境是寬松的，還是緊張的？當時的工商干部，是在進行必要的市場管理（如走私貨、偽劣品不能上市），還是在市場中全面禁止做生意？那些看到干部逃來逃去的生意人，是逃避管理和稅收，還是逃避割“尾巴”？離三中會會已近四周年，支持農民經商的干部，是否還存在丟烏紗帽和可能坐牢的風險？通過回憶，弄清這些事實，有利于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
　　四、“一大優勢”之說在義烏商史中的地位
　　謝高華同志于1982年4月下旬調任義烏縣委書記。初來乍到的幾個月，他憑著豐富的工作經驗，集中抓了計劃生育、制止破壞山林、處理違章建房和解決學校危房這四項工作，十分忙碌，成績顯著。計劃生育工作，以結扎為主，震動很大，上訪人員很多。我受派去省農委匯報具體情況，得到上級的諒解和支持。解決學校危房的成效受到省教委的重視，要求義烏縣委在全省教育工作會議上作介紹，發言稿是我和教育局吳亦虎副局長去省起草的。整年都在縣委辦公室的我，接觸的事情很多，但未聞有針對市場的“四個允許”。
　　在開創工作新局面的基礎上，在地委書記厲馨的帶動下，謝高華帶領縣委一班人，對農村的“兩戶一體”（專業戶、重點戶和聯合體）開展廣泛調查。到了廿三里和稠城兩地，感受到小商品市場的繁榮和前景，驚呼這是“義烏的一大優勢”。他在各種會議上講解一大優勢，也向外來參觀者宣傳一大優勢，我們縣委辦公室的工作人員是多次聽到過的。1984年1月，我將一大優勢寫進謝高華在全省農村工作會議的發言當中。其中說道：“在稠城鎮和廿三里出現了小商品市場”。“縣委對小商品市場進行了調查研究，明確地指出：這兩個市場…是義烏發展商品生產的一大優勢”。同時，又提出了“為小商品市場開綠燈”的主張。可以這樣講，“一大優勢”之說，是謝高華尊重群眾首創精神，繁榮義烏小商品市場最原始的，也是最起作用的論點，曾經被有的新聞報導所發掘，但是對它的研究和宣傳很少。
　　“一大優勢”之說是比較而來的。謝高華將自己的家鄉衢縣與義烏作了對比：衢縣耕地多，水利好，產糧豐富，但經濟收入很少，農民相對貧困；而義烏擁有敲糖換雞毛的群體，以及與之相關的小商品市場，農民不但可以用換回的雞毛肥田，而且可在小商品買賣中大賺鈔票，生活比衢縣農民好過。聽了他的講話，有的同志還在行業之間進行對比：農村副業門路很多，但都有它的局限性和時效性。運白砂糖、帶技工到北方加工金絲蜜棗，效果很好。而當北方人學會切棗、烘棗的技術以后，義烏人就不得不打道回府了。山區農民利用薪柴燒灶制作豆腐皮，收入也不錯。但是縣委為保護山林，下達了封山育林的文件以后，山農不能無度砍柴，豆腐皮的加工就受到很大制約。與制作蜜棗和豆腐皮不同，小百貨雖小，卻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家家都不能缺少。小百貨品種繁多，貨源廣泛，生意的空間大得無邊無際，到處都有買主，都可賺錢。小百貨買賣潛力無窮，是最有前途的一種行當。從對比中提煉出來的“一大優勢”之說，很快為全縣各級干部所理解，并使其涵意得到充實。于是，為一大優勢開綠燈，成為全縣經濟工作的重要的指導思想。
　　“一大優勢”之說，符合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其前提是承認農民群眾的偉大創造。縣委書記下基層調查，發現和肯定了已經出現的小商品市場，通過對比品味出市場的優勢所在，然后籌劃為優勢大開綠燈的具體措施。這就是尊重群眾首創精神，因勢利導，有為而治，群策群力，繁榮經濟的正確道路，也是義烏發展經驗中的精華。在這條道路上，綠燈高照，車水馬龍，群眾推動領導，領導帶動群眾，朝著一個目標奮勇前進。那車輪滾滾，腳步聲聲，至今猶在耳際回響。
　　為一大優勢開綠燈，首先著眼于發展商品生產，向市場提供貨源，并從中增加農民的收入。當時，發現并支持、扶植小商品生產專業戶和小廠家的發展，成為縣委縣府的重要工作。謝高華以實際行動，沖破縣委文件中關于專業戶允許經過批準，雇請三至五名學徒和幫手的框子，帶領全縣區鄉黨委書記參觀學習福田瓶蓋廠的經驗。這個廠為農民趙章蘇所辦，雇工二、三十人，兩條生產線不間斷地運轉，產品供應省內外的瓶裝啤酒廠。這次參觀，對全縣的改革開放是有力的推動。同時，根據縣委領導的意圖，我們縣委辦公室組織力量，總結推廣基層涌現的先進經驗。記憶所及，有大陳陳云扁服裝廠、陳正鉞服裝廠、陳愛巧縫紉培訓班，蘇溪龍華尼龍袋專業村，廿三里如甫小塑料專業村，楊村朱明忠照相器材廠、徐村西陳糖果生產聯合體，九聯村三名姓龔農民創辦的電器廠和服裝廠，簡稱“三龔”辦廠。先進經驗的傳播，推動了方興未艾的辦廠熱潮，使小商品生產為主體的農村工業得到長足的發展。全縣農村工業的總產值，1981年是2717萬元，1982年是3238萬元，1983年是4667萬元，1984年是14983萬元，每年平均增長1．83倍。本來就已多種經營遍地開花的農村，更加顯得滿園春色，生機勃勃。在百花園中，小商品加工業，是最鮮艷的牡丹。
　　為一大優勢開綠燈，必然要加強市場建設，給小商品經營者擴大做生意的平臺。離開縣委的指導思想，在縣委縣府駐地私自決定遷建市場，這是不可思議的。1982年開市的湖清門市場，占地4200平方米，設有攤位700多個，其建設就是為一大優勢開綠燈的具體行動。1984年縣委縣府決定新建新馬路市場，占地13480平方米，設攤位1800個，于當年12月開張。其時，謝高華已于兩個月前調離義烏，但是不能否認的是，這也是為一大優勢開綠燈的重大舉措。經商平臺擴大，生意日趨興隆。市場的成交數額，1982年是392萬元，1983年是1444萬元，1984年是2321萬元，平均每年增長2．96倍。義烏小商品市場，這顆江南的燦爛明珠，正在閃閃發光。來自新疆的商人，把小商品銷往中亞各國。東方小城義烏成為重啟絲綢古道的起始點之一，市場邁出了國際化的第一步。
　　在市場實行定額征稅，是為一大優勢開綠燈的又一重大舉措。謝高華曾說，農村改革一馬當先，要把農村經驗推廣到城鎮工作中去。他又曾說，對市場和企業的稅收，要養雞生蛋，不能殺雞取蛋。有鑒于此，縣委同意并支持財稅部門，在小商品市場采用定額計征的制度。類似農業大包干，經商人除了上繳國家的（稅收），留足市場的（管理費和衛生費），余下的利潤都是自己的。只是對超定額20%以上部份，到年終時斟量補繳稅款。這種辦法，隱性減稅，簡便易行，大受群眾歡迎。新華社浙江分社一名吳姓記者，將此情寫成內參上報總社。總社將清樣印發國家機關部門負責人參閱，震動了財政部領導，批示浙江省財政廳調查清楚。根據縣委領導的安排，我會同城陽區稅務所所長汪榮金接待了省廳調查人員。汪榮金匯報了一個礦燭攤位應稅營業額和納稅定額，實際營業額和按稅率計算的應繳稅款。通過對比，說明定額合理，公私兩便。不但群眾滿意，而且稅收任務也超額完成。我不懂稅務，向省廳調查人員反映了上海集貿市場，一名退休人員監管九個攤位，還是管不住場外交易的傳說，說明在賬據不全的民間市場，無法實施按實計征。調查人員離去以后，謝高華仍然毫不動搖地堅持定額征稅，極大地受惠于民。經商者個個明白，沒有定額征稅，生意是不好做的。這正是義烏市場得以生存和發展的妙處所在。多年來，我和汪榮金怕惹是生非，關于應對省廳調查的事，一直閉口不言。如今，國家對一般納稅戶和小規模納稅戶的計征形式，分別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定額計征、隱性減稅的做法在全國市場普遍推開。看來，已是但說無妨的時候了。
　　調離義烏前的1984年10月5日，謝高華在全縣區鄉黨委書記會議上說，要發揮農民傳統經商的優勢和交通優勢，“興商建縣”，把商業搞活，加速我縣的經濟建設。次年2月，在沈祖倫常務副省長的指導下，縣委在文字上將“興商建縣，振興義烏”正式確定為戰略思想和指導方針，進一步開創經濟建設的新局面。這與謝高華的實踐和思路，一脈相承。
　　謝高華為一大優勢開綠燈的一系列舉措，創建了眾所周知的業績，在義烏商史上必將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應該顧及的是，不能忘記前后任書記也做過大量工作。前任書記王明新，沖破重重阻力糾正了暴動假案，根據地委部署實施了包產到戶，對發放敲糖換雞毛許可證和廿三里、北門街兩市的興起和開放，也未加阻攔。這就為日后的進一步發展和繁榮，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條件。后任書記趙仲光，承接前任的指導思想，正式制定了“興商建縣”的方針，開張了新馬路市場，決策并建成了占地44000多平方米的城中路市場，使市場年成交額首先突破億元大關。這一些，在義烏的歷史中應該有所表述。
　　對義烏發展經驗的研究，如能從“四個允許”的誤區中跳出來，循著為一大優勢開綠燈的路子走去，人們將會豁然開朗，既看到群眾的偉大創造，又可對領導干部作出正確的評價。
　　五、市場建設中的一段插曲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出現了一場政治風波。影響所及，6日7日義烏市場出現過一股擠兌風，一個上午從銀行提款5130萬元。在包產到戶和小商品貿易中已經得到充分自由的義烏農民，并不向往西方式的民主。當局勢穩定以后，他們就把擠兌的款子存回銀行。政治風波在群眾中的影響是很微弱的。但在風波過后，報刊上對民主化——市場化——私有化開展批判，卻對領導層產生了較大的沖擊。義烏小商品市場的經營主體，全是私有的個體戶。這種市場該不該大踏步的發展呢？這個本無懸念的問題，當時卻成了問題。
　　城中路市場生意興隆，擁擠不堪。市工商局在市場西邊的大街上，建起了一個涵蓋整個街面的綠色玻璃鋼大蓬，新入場者悉數安排到大蓬底下經營，形成了一個新的馬路市場。車輛不能通行，市容嚴重扭曲。市府打算就近新建較高檔次的篁園路市場，但是要不要把建場報告送上去，老是猶豫不決。據工商局同志說，一名省級領導干部來義烏市場視察，電視臺按慣例跟進拍攝。這位領導立即阻止說，不要拍電視，不要拍電視。又據說，一名地級領導干部對義烏市委領導說，義烏市場可以存在，但不要再擴大了。這種現象說明，報刊上對私有化的批判，已在領導層中形成了一種新的、阻礙思想解放的精神枷鎖。
　　在這種情況下，對要不要新建篁園路市場的問題，市委要求市人大常委會首先進行調查論證。市人大調查組，由主任姜補根帶隊進場。具體工作，由我和駱華營去做。我時任市人大黨組成員、辦公室主任，駱是財工委副主任。我們開展了廣泛的走訪活動。一些老經營戶主動反映：市場好象一桶飯，場內的人分分吃，剛剛吃飽。再建新市場，有的人就吃不飽了。也有的老商業干部對我說：市場要保持一定的緊張度，才能持續興旺，這是一種領導藝術。通過深入的調查和座談，我們發現，不論場內還是場外，不論是干部還是群眾，對建設新市場的要求都十分迫切；幾經復談，那些不主張擴大市場的老經營戶也改弦易轍。急需建場，理由如次：
　　一是攤位供不應求　城中路市場設有攤位4098個，而營業執照發了10353份，欠數很大。市場在通道上、在放自行車的場地上加攤，與老攤合計共安排了8500個攤主。尚欠1800多個攤位，全體擠在西邊的大蓬底下。盡管如此，四面八方來要攤位的人仍然很多，市場工商所天天門庭若市。義西南的農民還處在貧困之中，要求有個攤位，經商脫貧，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二是市場檔次不高　城中路市場是半露天式的。攤上的貨樣和業主的座位有篷蓋遮欄，顧客卻在露天的通道上選購和行走，任憑日曬雨淋。而當風云突變，大雨傾盆之時，顧客們不得不逃躲到場外大蓬和民房里。顧客是上帝，怎么對得起他們。相比之下，場東前大路專業街，門店室內經營，生意比攤位上好做，而且穩定。
　　三是生意潛力很大　部份義烏人到長春經商，很快以價廉物美的義烏貨，包欖了當地的服裝市場。他們每次回鄉進貨，義烏就有不少服裝被購一空，缺貨斷檔情況嚴重。這說明，義烏市場的潛力很大，各路商人都會帶回大量商機。有的老經營戶向調查組建議，市場要擴大，最好單設一個服裝市場。
　　四是市容急需改觀　場西的大街，原是聯結城中路和稠州路的整潔街道，老是被臨時市場的大蓬遮攔，象什么樣子。這顆江南的燦爛明珠，怎能閃出熠熠光輝。
　　市委、市人大、市府、市政協和市紀委五套領導班子召開聯席會議。滿載調查所得的素材，我代表人大調查組，在會上作了詳盡的、長時間的匯報。匯報中表達的群眾心聲，與領導班子成員的看法，產生了強烈的共鳴。大家一致認為，新建較高檔次的篁園路市場，是繁榮義烏經濟的實際需要，是人民群眾的迫切要求。申請建場的報告，應趕快報省審批。會后，市府報告由工商局徐至昌急送省府沈省長。曾經在六年前為義烏正式確定興商建縣方針的他，很快就批準了這個報告。緊接著，馬不停蹄地設計、備料和施工，一個框架結構的、多層次的、商位在室內的篁園路市場第一期工程，于1991年建成，可安排商位7100多個。就近的城中路市場還可繼續使用。“小商品世界”的招牌，閃爍在篁園路邊，義烏江畔。附屬的12層的商城賓館隆重開張，在此榮幸地舉行了全國市長會議第二屆年會。小小的義烏，光耀門庭，異彩紛呈。
　　過了不久，鄧小平發表了著名的南巡講話，解答了政治風波以后出現的主要問題。他明確地指出，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從此，包括市領導層在內的各階層人士，從左的思想束縛下解放出來，大踏步地投入“三個有利于”的經濟建設。義烏的市場建設，進入了一個快速發展的新階段。
　　市工商局長周關福對人大頗為尊重和贊賞。他對我們說，上報新建篁園路市場的報告，人大起到關鍵作用。今后報導市場建設的經歷，一定要把駱華營和邵維一的名字寫上去。不久《義烏日報》的文章中，果然出現了姜補根和我們兩個調查人員的名字。
　　以上五個具體問題羅列的情況和看法，僅是個人的見解。有的屬于一家之言，請有關方予以包容。涉及史實的是與否，盼能查證，以求認識的統一。那種離開史實搞輿論定位的做法，只會弄巧成拙，愈益被動。（邵維一）

                                                        2008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