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莞轉型的政經思路

　　從年初到現在，東莞始終處在公眾密切關注的中心。人們最關注的問題可能是，到目前為止東莞到底倒閉了多少企業？東莞的經濟是不是整體受到重創？

　　日前，東莞市市長李毓全公開表示，東莞并不存在企業倒閉潮。今年1至10月，東莞累計有7149家企業關停或外遷，絕大多數都是合同資金百萬美元以下的企業。其中，關停的企業是689家(80多家因租約到期而關停)，都是傳統的勞動密集型企業。

　　邁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李中延認為：“綜合考慮統計口徑等各種因素，倒閉的企業我們可以估算為1500多家，平均到各個鎮，每個鎮有50多家已經不得了了。大朗鎮大約共有1700家企業，整體受到的影響不大，我估計大約也就一二十家。如果東莞真的像外界風傳的那樣倒閉了6000多家，那是什么概念？每個鎮倒閉了200多家。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盡管統計數字撲朔迷離，但東莞的經濟出了問題，這已是不爭的事實。

　　一樣的倒閉，不同的病因

　　“就制鞋業而言，東莞確實受到較大影響。我們估計，2007年7月到2010年6月，整個行業的情況是，30%左右的企業會倒閉，50%的企業在盈虧之間搖擺，10%~15%的企業日子比之前更好過。”亞洲鞋業協會秘書長、《亞洲鞋業》雜志主編李鵬對記者表示。李鵬1995年就在東莞涉足鞋業，見證了東莞鞋業的興起、鼎盛和下行。

　　李中延認為，東莞的底子比較厚，民營企業比較低調，凈資產比較優良，東莞的某些勞動密集型企業可能受影響較大，但東莞企業整體不會受到重創。有分析人士也認為，目前的企業倒閉潮不至于撼動東莞的產業基礎，因為在東莞經濟中舉足輕重的電子產業集群仍然穩定。

　　在倒閉的企業里面，李中延認為情況比較復雜，需要進一步分析：“這里有幾類。一部分可能并不是虧在主業上，而是虧在其他方面，比如房地產或者有色金屬期貨，而這兩個行業在過去的一兩年內波動很大，所以他們的經營容易出現問題，甚至破產。

　　“還有一部分是港臺企業。東莞開放比較早，1985年前后港臺企業家來到大陸，大約40歲左右。現在20多年過去了，他們快70歲了，企業也不大也不小，往往有1000~2000人。人老了，不愿再干下去。平時大都在港臺生活，一個月或者兩個月過來一次；他們的第二代現在30多歲了，大都在國外生活和工作，他們都不愿意來大陸繼承打理這些產業。這樣一來，開工廠不賺錢，遇到金融風暴關閉就算了唄，反正對老板也無所謂，他們在早幾年已經賺了很多錢。這樣的企業在倒閉的企業里面大約占30%以上。”

　　在諸多倒閉的企業里面，不容忽視的是民營企業。這類企業大多以初級的代工為主，自身抵抗風險能力比較弱，在遇到經濟環境動蕩時容易遭遇危機。“每個企業面臨的情況都不一樣，遭遇不一樣，有的企業本來只是有些小病，還可以克服升級，而有些企業早就患了‘癌癥’，在金融危機這個冬天來臨時，被凍死了。不少企業虧就虧在自身的管理上，管理能力好的企業，其抵抗力要強一些。”東莞二發毛絨有限公司董事長、香港太平紳士陳熹說，“因此，企業無論在哪個層次上，無論是代工、貼牌還是自主研發，都要在管理上下功夫。這樣轉型或升級才會變成自然而然的事情。”

　　康達機電工程有限公司總裁顏曉英對未來也比較樂觀，她的企業是東莞市政府扶持的56家后備上市公司之一：“我們公司是1998年成立的，近兩三年進行了轉型升級，從傳統的機電產品加工貿易已經轉型為新能源高科技企業，在產業鏈中擁有一定的自主知識產權和龐大的客戶群體，使企業增強了抗擊風險的能力。”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林江教授建議說：“面對全球金融海嘯，企業首先要保持冷靜，首先要弄清楚企業出現困難是源于什么，是金融海嘯還是企業本身的治理結構不能適應形勢的發展？轉型畢竟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不是一個簡單的決定，而應該是經過慎重思考之后得出的結論。”

　　在無法控制外部環境的時候，只有重視和苦練管理內功，才能提升自己的競爭力和適應能力。換句話說，這次危機對東莞經濟來說，未必全是壞事。

　　盡管危機可能會變成東莞經濟升級的契機，但政府在這個時刻應該保持清晰的思路，雖不必過于樂觀，但也不至于過于悲觀。林江教授認為，目前各級政府出臺了密集的政策，可能有些慌亂，“政府在目前的關鍵時候應該慎重從事，在病因不明的情況下，如果在同一個時間出臺太多的政策，一是企業的 ‘身體機能’可能承受不了，二是不同的藥可能會相互抵消其影響，效果事倍功半。”

　　繞不過去的體制矛盾

　　企業的倒閉原因多樣，對于是什么造成了東莞目前的經濟困難，人們也眾說紛紜。但在這些背后，關于東莞行政體制方面的深層次矛盾卻鮮有人提及，而正是東莞獨特的行政區劃結構蘊含的內在沖突，使東莞的產業結構出現了“小、散、亂”的格局，轉型困難。

　　作為地級市的東莞就直轄4個街道和28個鎮，中間未設區。這種行政區劃在全國僅有東莞、中山、三亞這三座城市采用。這種體制的好處，在東莞得風氣之先、港臺商人紛至沓來后被發揮到了極致，市、鎮、村和組四輪馬車在招商引資的過程中，開足馬力，從而出現了“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局面，如今東莞的32個鎮街都步入了“全國綜合實力千強鎮排行榜”。

　　通常，人們把這種體制下形成的經濟模式稱之為“諸侯經濟”。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林江教授將其特點概括為行政體制集權、經濟體制分權，其原因是東莞的鎮街政府要為其轄區的居民提供公共服務，包括教育、醫療、社會治安等，而相關的費用支出主要來自于鎮街財政而不是市級財政。因此，鎮街的政府對于其轄區內的經濟事務有很大的自主權和發言權。

　　這種行政區劃體制在東莞的早期發展中功莫大焉，但也蘊含著很多弊端，各個鎮、村和組各自為政，缺少必要的統籌和規劃，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格局混亂和重復建設的現象。尤其到了今天，在東莞面臨建設用地短缺和環境污染壓力重大的情況下，這種行政區劃的缺陷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早在2006年下半年，東莞市就成立了專題調研小組，加強對行政區劃的研究。但兩年多過去了，官方并未采取任何有實質性的舉措。

　　林江教授認為，這是東莞轉型繞不過去的一個關鍵步驟：“東莞的鎮街經濟在經濟景氣程度較高，加工制造業還是處于全盛時期的時候，是沒有問題，甚至還有體制上的優勢，但是這種諸侯割據式的村鎮管理體制的弱點也是很明顯的，那就是沒有產業的集中顯示度，尤其是當我們強調發展現代服務業和現代產業的時候，需要一個相對集中的鎮街來體現產業服務業對于制造業升級轉型的支持，但是現有的鎮街管理體制卻不利于打造這樣有現代產業集中度的鎮街。”

　　“削藩”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在現有的32個鎮街之間進行重組，減少行政單位的數量，解決政令不暢通的問題，從而節約行政成本，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這是一種典型的“削藩”的思路，很多專家提出過類似的建議。

　　“這種思路最大的特點是通過行政強制的手段集權，加強市委市政府的權力，降低鎮政府的阻力，”東莞經濟與城市發展研究會秘書長、《東莞經濟》主編李智勇說，“假如把32個鎮街簡化為16個或者8個，那么究竟改變了什么呢？只是減少了鎮一級的行政單位，但并沒有創新資源集約利用的制度設計和運作方案。村組的數量和問題并沒有改變，現實的問題是土地被村組緊緊地握在手上，被固化了，市鎮村社之間沒有建立利益共享的分配機制，資源不能很好地流動起來，結果總是權力大的想強壓權力小的做事，權力小的則想方設法消極抵抗。”

　　“削藩”之后，市和鎮之間利益博弈的對象是減少了，吃飯的班子數量壓縮了，但現有沖突的根源并沒有真正解決。人們需要探索的是：在不改變現實行政區劃格局的情況下，有沒有一種模式可以把市、鎮、村和組之間的利益協商統一起來，通過創新制度設計的思路，從短期效應、中期效應、長期效應三個角度提高資源利用的綜合水平？

　　對此，李智勇建議，通過鎮、村和組之間的充分協商，形成一種新的合作機制，對現有這些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的收益權進行合理評估，相對確定不同區位、不同用途土地收益權的流通方式，然后對土地上的房子進行成片改造，以科學規劃、相對集中、合資建設、統一管理、按股分利的方式，把分布于同一個鎮內部不同村組之間同一行業的工廠集中起來，在某一個相對優勢較為明顯的村搞主題工業園區或生活園區，這樣，提高了單位土地面積的投資強度，進而提高了土地資源的利用效率，再進一步推進優勢產業的集群優勢與產業鏈的完整性，把單一企業需要支付的邊際成本變為同類企業的邊際成本。

　　如從治理污染的角度來看，就會把原來不同企業不同源的污染變成了同類企業的同源污染，把原來不同企業自行解決的治污問題變成了一個主題工業園區的公共治污問題，大大降低了大批同類企業的治污成本，提高了污染治理和再生利用的水平，收到經濟社會發展的綜合效益。

　　“這樣一來，資源利用的機制得以創新，效率大幅提高，制約東莞經濟社會發展的利益沖突就會迎刃而解，整個東莞的資源配置就會更加優化，這不就自然而然轉型了嗎？”王建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