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烏“風險辦”運作調查

　　“現在義烏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企業無論碰到多大苦難，只要老板正視困難，不跑掉，政府原則上都會盡力救濟。”浙江義烏市的“風險辦”成立，或許創造了一種可以稱之為“拯救經濟的義烏模式”。

　　“截至2008年12月16日，已經獲批的應急資金有2億多元，轉貸回來的到賬資金有1.5億元，成功幫助了20多家企業成功避免了資金鏈斷裂的危機。不僅如此，一直困擾義烏經濟的‘高利貸’也因此得到了有效遏制。”

　　說起義烏市風險企業處置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以下簡稱“風險辦”)成立兩個月來的成績，義烏“風險辦”審核組組長葉長森頗感滿意。

　　在過去20多年，義烏市曾經創造了令世界矚目的“義烏小商品市場模式”。然而，在2008年11月的一次半公開的會議上，金華市副市長金中梁透露，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金華市區、永康、武義等地的企業基本面還是不錯的，唯獨義烏出現的問題相對比較多。”

　　“做小商品錢來得比較快，義烏很多人就喜歡把這些錢投到房地產或者高利貸中去。”金中梁分析“義烏模式”出現問題的原因時說。

　　義烏人顯然意識到了這一點。2008年10月16日，義烏市抽調了包括經濟發展局、銀監辦、財政局、建設局、國土局等11個單位的一些工作人員成立了義烏市風險企業處置工作領導小組，由市長何美華任組長，下設辦公室。這是在金融危機下，義烏市為企業排憂解難的而設立的專門機構。

　　“風險辦”的設立，或許創造了一種可以稱之為“拯救經濟的義烏模式”。目前，這一模式正在被金華市、杭州蕭山區等地所學習和推廣。

　　市政府牽頭設立“風險辦”

　　說到義烏風險辦的設立，不得不提到一個人：徐佶。

　　徐佶是銀監會浙江金華監管分局義烏辦事處主任。2008年上半年開始，她多次參加義烏市一些風險企業的處置工作，并召集相關風險企業和債權銀行，按照“一企一策”的原則研究制定企業救助方案。

　　“義烏的企業出現風險的時間比紹興等地都早，主要原因是前幾年過度投資，造成了資金鏈的緊張，有斷裂的危險，而且企業之間互相擔保，容易形成連鎖效應。”徐佶說。

　　因風險企業牽涉面廣，關聯關系復雜，救助方案的制定與實施涉及政府多個部門，為確保救助方案的順利實施，徐佶意識到，必須成立一個多部門組成的專業企業解困機構，并在2008年8、9月份多次呼吁盡快成立救助企業的專業機構。

　　2008年10月，隨著全球金融危機的進一步加深，義烏許多企業的經營環境進一步惡化。義烏市主要領導最終排除了一些不同意見，決定成立專門救助企業的工作組，并于10月16日由市政府下文成立了“風險辦”，并由國資公司撥出1億元作為企業應急資金。

　　“風險辦”內設綜合組、審核組和處置組3個工作小組。綜合組主要負責收集有關風險企業信息，受理風險企業申請報告等，審核組主要負責對風險企業進行核實評審、調查處理等，處置組主要根據領導小組決定的處置方案，負責組織實施。

　　可以獲得義烏市風險辦扶助政策的企業主要包括：具有良好發展基礎，主營業務穩定，因對外提供擔保、履行擔保義務而引發資金鏈斷裂的企業;因融資余額較大，在多家銀行融資，且擔保鏈復雜，易引發連鎖反應，對行業及義烏龍頭企業產生較大影響的企業;主業突出且業務正常、資金周轉產生困難的企業。

　　救“急”不救“窮”

　　“有一個概念必須廓清，”徐佶說，“雖然叫‘風險辦’，但并不是只有風險暴露的企業才能得到救助。所以這1億元的資金，不叫‘風險企業應急資金’，而叫‘企業應急資金’。”

　　對此，徐佶解釋說，首先，一些真正有風險的企業，也就是那些主營業務狀況很差，資金鏈又非常緊張，即便進行救助也難以起死回生的企業，風險辦并不建議進行救助。她說，“我們也要保證這1億元應急資金的安全。”其次，一些企業主營業務和資產狀況很好，但資金鏈出現暫時困難的企業，一旦被戴上“風險”的帽子，反而會促使更多的銀行去收貸，而企業也因此投鼠忌器，不敢去申請風險辦的救助。

　　“比如一些去重組、收購其他企業的企業，在資金上可能會碰到短暫的困難;還有一些為風險企業做擔保的企業，可能會受到風險企業的擔保連累，但企業本身狀況并不壞，這些企業都不能稱之為‘風險企業’，但都該在救助的范圍之內。”

　　那么如何確定企業需要救助?徐佶告訴記者說，“風險辦”的信息渠道是雙向的，一種是企業主動的報告和申請，另一種是相關部門的信息反饋。法院的訴訟、勞動保護部門對企業裁員的仲裁、銀行到期貸款的拖欠等等，都可能是一個企業出現了困難的信號。一旦遇到這些情況，“風險辦”就會主動深入企業調研，并針對具體情況采取救助措施。

　　由于企業的貸款很多是循環貸款，一旦銀行在收貸之后斷貸，就會造成企業資金鏈斷裂的風險，所以事實上“風險辦”工作的意義在于：對申請的風險企業的經營、負債等狀況進行審核，并協調債權銀行的利益，建議債權銀行在企業歸還貸款之后繼續放貸。

　　“起初我們擔心，外地的銀行不容易接受我們的建議;但總體來說，協調工作還是很順利的。畢竟，一旦企業倒閉，債權銀行的利益也將受到損失。”徐佶說。

　　在協調工作取得一致后，“風險辦”會采取“過河搭橋”法解決企業危局：“風險辦”調動轉貸應急資金，幫助困難企業歸還銀行的到期借款，銀行再重新給風險企業辦理續貸手續，從而解決了困難企業的資金周轉困難。考慮到困難企業的實際情況，轉貸應急資金的借款利息以6個月的貸款基準利率計算，借款期限均控制在三至五天之內。其間對資金運行進行封閉管理，資金風險極小。

　　“現在義烏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企業無論碰到多大苦難，只要老板正視困難，不跑掉，政府原則上都會盡力救濟。”葉長森告訴記者說。

　　巧解企業困局

　　“風險辦”成立后，根據企業的不同情況，采取不同的救助方式。除了上述的“過河搭橋”法，還有：

　　整體接盤法。很多企業的風險是因給人提供擔保引起的，對財務狀況嚴重惡化的貸款企業，風險辦積極鼓勵擔保企業進行整體接盤，同時減免相關費用，協調銀行保障資金。比如，義烏一家大型文具公司曾給一家汽銷公司提供擔保貸款。汽銷公司無法歸還貸款后，銀行向文具公司追償連帶責任。針對這種情況，義烏“風險辦”積極介入，政府相應減免企業的一些費用，同時幫助這家大型文具公司對汽銷公司進行重組。兩家企業的困局不僅得以解脫，銀行在兩家公司的信貸資產也得到了有力保障。

　　以債轉股法。對因民間融資過高引起的困境，“風險辦”多次召集相關債權人商討以債轉股，這種辦法一般只能用于債務人主業贏利能力強，只是因為參與民間高利貸負下巨額債務而陷入危局。

　　解凍法。企業銀行賬戶被法院查封，這給企業的生產經營帶來極大困難，但解凍賬戶只有兩條途徑，一是清償債務自動解封;二是原告撤訴申請解封。對于陷入困境中的企業來說，清償債務的可能性不大，應困境企業申請，“風險辦”出面協調解凍賬戶。

　　企業賬戶被查封主要有兩種情況，一種是被債務銀行申請法院查封，一種是被民間高利發放者申請法院查封。對第一種情況，“風險辦”召集相關銀行、公司負責人共同協商，風險辦表明救助企業的決心，同時充分運用政府財政性存款的杠桿，勸導債權銀行以大局為重，與企業共度時艱，主動撤訴，給企業獲得生存發展的延緩期。對于第二種情況，先由風險辦出面協調，如果民間高利貸發放者不肯妥協讓步，就請公安經偵部門介入，追查其用于放貸的巨額資金來源，以此逼退高利貸發放者，這也給企業獲得了生機。

　　“現在一些放高利貸者經常會通過法院惡意查封企業，凍結企業財產，明明只有500萬元的債務，卻要查封其上億的資產，給企業經營帶來很大的干擾。”葉長森說。

　　鼓勵行業互助

　　由于上世紀90年代早期工業開發區建設不規范，部分企業無法辦理廠房的房地產證等權屬證明，導致貸款抵押落空，直接給企業融資帶來障礙。對此，義烏市敦促建設、國土、消防等部門，加快解決企業工業用房的歷史遺留問題，對規范期限前開工建設的工程，在滿足規劃、消防、環保、人防等條件下，在辦理房屋結構可靠性鑒定等手續后，予以辦理相關產權證明，以釋放企業有效資產，緩解企業融資抵押物緊缺問題。

　　此外，義烏市政府部門還鼓勵行業協會建立應急互助基金，并由義烏市財政部門按基金總額30%予以配套，支持企業共渡難關。

　　在義烏市“風險辦”，記者還看到了一份名為“義烏市無縫織造行業協會企業應急互助基金章程”的文件。這份由萬羽針織、超凡制衣、賽蝶針織、恒寶制衣等20多家義烏本土企業簽訂的協會“章程”中，記載了應急互助基金的詳細運作辦法。

　　比如，該行業協會企業應急互助基金共3000萬元，由基金成員企業2100萬元，按企業自愿原則認繳，在規定時間存入基金統一賬號，市財政出資900萬元。認繳的資金，其本金為認繳者所有，但一年內不得自行抽資或減資;一年后，經基金成員大會審議，可增加出資或減資。

　　申請借用基金資金的企業，必須是基金成員企業，資金只能用于銀行貸款的轉貸，并實行封閉流轉制度：借用的基金資金，由基金賬戶直接匯入借款企業的還貸賬戶，銀行續貸后，從企業賬戶匯回基金賬戶。

　　對于基金的安全使用，該章程還規定：企業每次借用資金的金額，不大于認繳金額的5倍;企業每年借用基金資金的總額不得超過其認繳總額的15倍;每次借用時間不得超過15天;須有兩個或兩個以上成員企業提供擔保;基金的成員企業，應是生產經營正常的企業，無不良信用記錄等。

　　“無縫織造行業協會建立應急互助基金，這只是一個開始。如果效果好，會在更多的行業協會中推廣。”葉長森說。